《惊魂记》如何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 -

在精神分析领域有所造诣的影评人认为，《惊魂记》以精妙的手法展现了电影独特的诡异魅力。而对恐怖片资深爱好者而言，《惊魂记》标志着恐怖类型从外部现实向个体内心世界的深刻转变。

1960年上映的《惊魂记》曾引发观众前所未有的集体恐惧体验。据那些曾在影院观看过该片的人回忆，影片中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场景促使许多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选择闭目聆听，仅凭配乐与观众的惊呼声推测剧情发展，唯恐不慎目睹血腥画面。这种现象在首映当天尤为明显，甚至有观众因过度紧张而迟迟不敢重新睁开眼睛。尽管人们普遍热议影片中浴室谋杀场景对公众洗澡习惯的深远影响，甚至衍生出长达数月的洗浴回避心理，但更值得铭记的是该片对现代观影文化的颠覆性冲击——它首次证明了电影不仅仅是娱乐工具，更能够成为引发社会广泛讨论的惊悚载体。

当观众聚焦于玛丽恩·克莱恩的私生活片段与4万美元盗窃案中刻意营造的窥探视角，目睹浴室谋杀场景以极具冲击力的螺旋轨迹坠入下水道时，这种打破常规的叙事方式让观众乐于放弃古典电影所规训的掌控感。《惊魂记》的出现标志着电影重新回归汤姆·冈宁所定义的前古典时期「吸引力」——这种体验更接近于刺激性的过山车旅程，而非对传统叙事逻辑的沉思。近二十年来，所有观影者都能察觉到这种紧张与释放、对抗与逃避的循环模式已深刻嵌入电影语言。尽管故事框架未被完全摒弃，但其表达方式正逐渐被视听冲击与惊险场面所主导，正如托马斯·沙茨在《新好莱坞》中指出的：「电影愈发依赖感官体验、动态节奏和特效包装，呈现出越来越梦幻化的特质，且明确锁定年轻观众群体。」虽然沙茨将《大白鲨》视为新好莱坞类型片的开端，但真正为后古典电影奠定「感官驱动」美学基础的却是《惊魂记》。

从首场试映开始，观众的反响便堪称轰动，现场充斥着此起彼伏的惊呼、尖叫声与呐喊声，甚至有人在影厅内奔跑穿梭。尽管希区柯克事后声称早已预见这种现象，并表示在构思浴室场景时便能听见观众的尖叫，但编剧约瑟夫·斯蒂凡诺却反驳道：「他是在撒谎……我们完全没想到。我们以为观众会保持沉默或屏息凝视，但尖叫？这根本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当时的评论界一致认为，观众的尖叫程度史无前例：「这部影片制作精良，以至于观众会做出一种几乎不再发生的举动——对着银幕上的角色大喊大叫，试图阻止他们走向早已精心设计的灾难结局。」（欧内斯特·卡伦巴赫，《电影季刊》，1960年秋季刊）

然而，希区柯克与每位影院经理共同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有效管控观众的强烈反应。据安东尼·博金斯指出，观众在因浴室谋杀场景感到惊恐后，往往会对后续情节如五金店拖地及玛丽恩尸体被丢弃沼泽的片段表现淡然。斯蒂芬·雷贝洛在《<惊魂记>制作花絮》中提及，希区柯克曾向派拉蒙提出重新混音的请求，以协调观众情绪，但该提议遭到拒绝。为此，希区柯克首创了独特的「入场管控政策」，规定影片开场后禁止观众进入影院，这一措施既旨在引导观众专注观影体验，也用于应对可能发生的现场混乱。同时，该政策确保了观众能完整感受淋浴谋杀场景带来的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它将原本随意的观影行为转变为具有仪式感的集体体验——观众需提前抵达并有序排队等待入场。

据《电影先驱报》1960年8月6日的记载，希区柯克曾在剪辑阶段提出一项创新规定：「我突然大声坚持道，我在《惊魂记》中投入的全部心血——从剧本到镜头，从节奏到悬念——都必须得到完整呈现。这番宣言令我的团队感到意外。」他此举的核心，是确保观众能完整体验浴室谋杀场景的惊悚效果，尤其是通过刻意设置的悬念伏笔。然而，这一理念的延伸影响深远，最终催生了电影放映的标准化流程：固定场次时间、压缩放映间隔、取消映前短片及动画片、以及观众需耐心排队入场等现代影院规范。

影评人对希区柯克颠覆传统的观影政策表示高度认可：与其他娱乐活动如冰上表演或棒球比赛不同，电影观众往往在入场时才开始关注剧情发展。即便中途入场者可能打断叙事节奏，这种安排却对观众体验产生了独特的影响。专栏作家斯坦·德拉普兰在评论《惊魂记》时，特别记录了这一现象，并揭示了其背后潜在的心理机制。

影院外排起长龙——入场需在影片开场前完成，中途不得随意插入。扬声器中循环播放着希区柯克亲自录制的解说词，他以标志性的英式腔调强调「这是绝对必要的」，并明确表示「影片开场后不得入场」。随着扩音器传来阵阵女性的惊叫，现场气氛高涨。售票员开始验票放行，引导观众入场。数月前在伦敦读到的影评显示，英国影评人曾激烈批评该片「过于刻意」，「不符希区柯克的水准」。我不得而知他们评判的标准，但必须承认，希区柯克似乎从不以浮夸示人。他制造的紧张感让观众全程屏息，直到尖叫声此起彼伏，众人瘫坐座椅。待用手心的汗水在貂皮大衣上擦拭后，我们依序离场，前往享用汉堡。让下一波观众继续等待「惊魂时刻」。若你翻阅商业报纸，定会发现《惊魂记》创下惊人票房。这预示着我们将见证更多同类作品的诞生。（《洛杉矶检查报》，1960年12月9日）

显然，德拉普兰笔下的观众展现出显著的顺从特质。其愉悦体验恰恰源于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群体通过屈从于恐惧并体验释放所带来的刺激性快感中，潜藏着一种表演性机制。当观众以高度仪式化的方式向熟悉之「主人」臣服时，其发出的惊呼与尖叫被视为直接的兴奋信号，继而演变为具强烈性暗示的高潮体验（如「进入并等死」），伴随身体的松弛反应，最终导向（字面与隐喻并存的）食欲复苏。尽管观众的阶级（如貂皮大衣与汉堡包）与性别存在差异，却共同体现出一种新的自我认知——他们被某种令人不安的性禁忌所联结，形成独特的群体认同。解构这些禁忌所引发的冲击，既催生出一种规范性的秩序，又在该秩序中孕育出新型的群体情感联结，这种经历为电影开辟了全新的社交维度，挑战着传统性别角色的既定框架。

除了常规的预告片外，观众被规训的重要手段还包括宣传物料。三支预告片均以隐晦方式揭示了影片的核心悬念，却刻意避免直接曝光剧情。其中最具标志性的预告片中，希区柯克本人在贝茨汽车旅馆所在的环球影业片场担任恐怖屋导游，该场景如今已成为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标志性景点。所有预告片都强调了特定规则：要求观众守口如瓶或严格遵守观影时间。但更关键的规训工具却是未公开的宣传手册，名为《如何对待和处理＜惊魂记＞》。这则物料实质上是指导影院工作人员的视觉化操作指南，既规范影片放映流程，也包含管理观众行为的详细说明。

这部黑白短片以伯纳德·赫尔曼的小提琴配乐开场，镜头聚焦于纽约德米利戏院外的街道——《惊魂记》首映的见证地。人行道上聚集着等待日场的长队，旁白者以急切的语气解释，画面中着燕尾服的男子实为戏院经理，其职责不仅限于影片放映，更需在门前指挥交通维持秩序。影片随后揭示了这一场景的运作逻辑：首先由希区柯克本人以狡黠而克制的声线广播："排队能让你更便捷地寻得座位，也更专注地体会《惊魂记》的震撼。" 这种优雅的劝导方式，搭配如私人侦探般严密的安保人员，以及大厅内矗立的希区柯克真人比例纸板雕像——其严肃地指向腕表的姿态，在当代视角下难免令人发笑，因为彼时的守时与保密规范，早已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准则。

影片的魅力在于希区柯克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展现其「不安分」的导演姿态，同时巧妙设置悬念，引导观众主动探寻故事中的隐秘线索。这种策略使观众在观影后仍保持高度紧张感——正如雷贝洛所指出的，当观众离开影院时，他们往往会主动向排队的人传播影片的惊悚价值，而无需刻意解说。导演坚持民主原则，不为权贵或亲友开绿灯，这种平等性让影片体验更具普适性。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神秘女子尖叫声与赫尔曼的配乐形成共振，将观影过程本身转化为一种矛盾体验：既是对感官的严苛考验，也是对观影纪律的特殊要求。希区柯克通过银幕展现的沉浸式惊悚体验超越了电视的局限性，他获得的全神贯注的观影专注力，甚至令交响乐团都感到羡慕——而这些观众往往更倾向于游乐园式的消遣方式，而非强调纪律的高雅文化熏陶。

劳伦斯·莱文在其著作《高雅/低俗》中对19世纪后期美国观众的规训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相较于19世纪前半叶充满互动性的戏剧观众——那些常出现迟到早退、吸烟、与演员争执、跺脚及随意鼓掌的行为——当时的文化精英逐渐通过教育引导使观众转变为「创作者的忠实追随者」，成为艺术表达的被动接收者。值得注意的是，希区柯克虽同样强调对观众的掌控，但其核心目标在于激发强烈感官体验与情绪反应，这种艺术意志的运用更接近福柯所提出的生产性权力概念。通过巧妙构建观众的期待与反应，希区柯克实现了知识与权力的有机融合，形成独特的观影互动模式。

希区柯克所构建的电影纪律体系，实质上通过影院外部的高效管理与内部的恐惧营造形成一种闭环。这种管控逻辑与新兴主题公园的运营模式存在相似性，其核心在于以系统化流程引导观众体验。不同于后世依据观众审美层次划分的分级制度，希区柯克的策略更侧重于年龄分层的体验设计。他通过制造一种施虐与受虐的戏剧性关系，要求观众主动建立信任，从而换取其精心设计的感官刺激——这种艺术与观众间的新型契约，本质上是将禁忌的性隐喻转化为可消费的惊悚体验，观众需以耐心排队的形式接受这种控制下的快感。

在该影片的记录中，我们捕捉到了《惊魂记》观众在影院外排队的场景，同时通过伦敦广场戏院放映期间采用的红外线摄影技术所拍摄的影像，以及派拉蒙公司宣传手册中的照片，得以窥见观影现场的氛围。除了极个别回避目光的观众之外，其余人皆屏息凝神地注视着银幕，神情凝重。一些具有防御性质的动作则揭示了观众的心理状态——如双臂交叉、侧耳倾听的姿态，暗示了音效在营造恐怖氛围中的关键作用。整体而言，所有观众均全神贯注，部分人用手遮住面部或托住下巴。一名男子紧攥领带却试图将其解开；另一名男子咬住手指，身旁的年轻男子一边吸烟一边抚弄脸颊。这些照片中低头的女性身影，包括坐在那位酷炫男性吸烟者旁、用手掩住嘴的女性，均呈现出被影片内容深深吸引的状态。

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所展现的恐惧反应该如何解读？无论是在放映现场还是外部环境，潜在的规范体系可能在起作用。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画面具体出现在电影的哪个时段，但可以明确的是，影片中最具压迫性的时刻集中于「贝茨夫人」登场前后。这种恐惧呈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玛丽恩作为主角率先陷入焦虑，随后的受害者则强化了这一模式。性欲化与恐惧化的女性形象已然成为恐怖类型片的典型符号：正如卡罗尔·J·克洛弗在《男人、女人和电锯》中所指出的，恐惧的表现形式往往与女性特质紧密关联。因此，电影中高度性别化的恐惧叙事构成了传统元素。然而，「贝茨夫人」的设定突破了这一框架，她作为女性角色却配备了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凶器，这种矛盾性赋予了她独特的怪物属性。希区柯克的创新在于将经典恐怖符号转化为伪装成母亲形象的男孩，这一设定更侧重于通过性别模棱两可的装扮激发感官冲击，而非赋予女性怪物以直接暴力属性。

地方检察官指出：「诺曼被认定为一名易装癖者！」他试图剖析这一行为的心理成因，但相关解释显然存在不足。事实上，诺曼的精神状态远比单纯的易装癖更为复杂，精神科医生的诊断显示其人格存在显著的分裂倾向，时而「呈现出母亲」的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在「母亲」角色的展现场景中，诺曼并未佩戴假发或穿着女性服饰，而是以贝茨夫人最典型的女性语调，反思着「她」作为儿子时的罪行。这种表现形式本质上是对诺曼原有性别模糊特征的视觉重构。该场景最具冲击力的在于男性躯体与女性声调的奇特组合：观众被吸引的并非身份的简单转换，而是两种性别特质之间形成的强烈张力。在倒数第二个镜头中，诺曼面部浮现贝茨夫人尸体诡异的微笑，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视觉隐喻。

精神科医生对诺曼是否属于异装癖的判断缺乏实证支持，而影片中服装变换的多样性反而呈现出带有讽刺意味的表演特质，其夸张的戏剧性表现甚至挑战了观众对性别规范的固有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诺曼本人并非异装癖，但影片通过这种形式的运用巧妙地构建了视觉吸引力。当性别扮演成为影片突破传统叙事的重要手段时，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性别角色的感知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便在传统性别定位的场景中，表演者的动作模式也展现出模仿性的特征，从而消解了性别表达的稳定性。这种双重解构在观影现场尤为明显：观众席上的男性观众虽然以坚毅姿态注视银幕，其看似刚强的观影态度实则暴露了对性别角色的刻意模仿。当银幕上呈现性别混乱的恐怖图景时，观众刻意维持的性别规范反而显露出脆弱性，这种表演性的自我强化最终揭示出性别表达的流动性本质。

另一方面，那些表现出退缩倾向与回避行为的女性观众，实质上呈现出一种被男性凝视所威胁的典型姿态。然而，这种表现中的夸张实际上折射出一种愉悦且带有自我意识的观看行为。我曾将此类反应解读为对主流叙事的抵抗——女性通过主动拒绝直视影像中男性怪物笼罩下的受害者形象，来抵御被凝视的暴力。但这一阐释本质上预设了男性怪物符号的主导地位，以及女性观众对恐怖元素的本能排斥。当前的思考更倾向于认为，当部分女性观众选择逃离银幕视野时，她们与我和我的女友们共同处于一种观看规范的启蒙阶段，这种规范正逐渐教导我们如何以男性凝视的视角进行观看，从而获得更为强烈的情感刺激。

我们还需意识到，照片无法呈现的深层变化在于性别表演规则的动态演进。尽管这些规则在当下看似固定，但《惊魂记》已悄然重塑其内涵。影片中浴室谋杀场景引发的集体反应，最初令男女观众惊愕不已，本能地双手紧握、捂住眼睛与耳朵，恐惧地向后退却——这种对首次突袭的反应呈现出明显的传统性别特质。然而当第二次袭击来临，观众已逐步适应这种建立在预期基础上的表演游戏，其反应模式在性别规范或越界框架内（无论何种形式均趋向于戏剧化呈现）重现。至70年代中后期，"砍杀/袭击"逐渐演变为独立类型，诸如《洛基恐怖秀》等作品也获得了独特的表演维度。而到了80、90年代，色情惊悚片作为新兴类型崛起，原先经过规训的表演性观众群体，已被在过山车上挥舞双手高喊"妈，看呐，没人举手！"的年轻观影群体所取代。

《洛基恐怖秀》（1975）在《惊魂记》的叙事框架中，呈现出全新维度的错位：男性与女性的权力关系、常态与病态的心理边界、情欲与恐惧的交织张力，以及希区柯克式悬疑与性别导向恐怖的融合。这些突破性特质使其成为新好莱坞视觉吸引力体系的开创者，为后来的电影美学奠定了基础。希区柯克在《惊魂记》后的访谈中曾自信宣称，通过精心构建的情感冲击，能够引发全球观众的集体惊恐，他提及"若在情感冲击方面设计得当，日本与印度的观众也会同时尖叫"的言论，印证了其操控观众心理的高超技艺。然而，当我们审视那些记录观众反应的影像资料时，不禁对这种情感操控背后存在策略性考量产生疑问——毕竟，希区柯克本人对《惊魂记》引发的集体尖叫现象也表现出始料未及的震惊，或许他精心设计的观影体验，本质上是对自身都无法完全掌控的观众反应进行二次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