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远山淡影》小说的朦胧在电影中变得清晰 -

在伦敦打拼的妮基渴望创作一部家族史，这促使她反复追问母亲关于长崎的记忆。然而母亲始终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每当夜深人静蜷缩在沙发上的时候，她便陷入相同的噩梦。当妮基追问噩梦的具体内容时，母亲只轻描淡写地回应："只是些模糊的梦。"石川庆导演的《远山淡影》在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三场放映，导演与观众的交流活动为这一系列画上了句点。作为石黑一雄的又一力作，这部作品将在日本本土的上映要等到九月，此次几近全球首映的安排让这部经典文学改编作品首次亮相上海银幕。日裔英国籍作家石黑一雄出生于上海，其家族历经多次迁徙形成独特的文化印记，而他个人对出生至六岁的长崎却记忆零散，那些片段如同远山淡影般若隐若现。

《远山淡影》（2025）剧照中，故事的核心情节集中于五日之内，而主人公悦子的回忆却跨越了1952年至1980年代的漫长时光。虽然主要事件发生于不足十年的跨度，但对悦子而言，这段时期的情感浓度足以贯穿整个人生。小说与电影的叙事框架均以1945年长崎原子弹爆炸为历史起点，随后描绘了悦子为逃离日本而选择移居他乡的抉择过程。在文本开篇，小女儿妮基造访悦子居住的英国山村，两人对话提及长女景子的葬礼，进而通过悦子对长崎旧友的回忆构建出完整叙事。电影则采用双线并置的叙事手法，在完成时间线交织后，以悦子即将出售英国旧居为现实切入点，引出妮基对家族过往的追问。值得注意的是，房屋出售这一动机在电影中被巧妙强化——原著作者石黑一雄的真实经历被嫁接至妮基身上，使其作为被伦敦出版社看中其亚裔背景的年轻作家，拥有更强烈的探寻家族故事的驱动力。这种改编使西方评论界对石黑一雄的"东方他者"定位更具说服力，其早期作品如《远山淡影》（1982）和《浮世画家》（1986）亦成为强化这一形象的重要文本。《浮世画家》的叙事背景同样设定在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广岛，通过主人公小野增二的生活轨迹，探讨战争前后施害者与被害者身份的复杂转换。在回避日本背景的创作转向中，石黑一雄曾坦言其早期作品已蕴含对普世性叙事的追求。正如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所强调的，其创作常聚焦于"在遗忘与记忆之间挣扎的个体"。在记忆与遗忘的二元张力中，怨愤、恐惧、无助、焦虑与冷漠等情绪交织转化成创伤的裂痕。回忆的不可靠性及其所引发的遗忘与重构，本质上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经验。石黑在谈及创作背景时指出，无家可归者往往不会直接坦白陈述自身经历，这种借他人之口讲述自身故事的创作方式极具启示意义。其现实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创作理念——当时他正在伦敦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机构从事社工工作。而电影中第一人称的主动叙述则稍显刻意，相比之下，通过悦子的小女儿妮基持续追问并最终促使母亲犹豫开口的叙事设定，更符合故事的情感逻辑。

《远山淡影》（2025）的剧照与原著有着相似之处，电影中描绘了悦子的朋友佐知子因经济困难而暂时在藤原太太的面店打工的情节。然而，电影省去了许多原著中与藤原太太相关的桥段，例如悦子公公绪方先生拜访藤原家的情节。取而代之的是，面店出现了一位因佐知子的女儿万里子打翻面碗而愤怒指责的客人。他质疑万里子是否携带核辐射，这种毫无根据的言论激怒了佐知子，她趁机将一碗水泼向客人，正当客人准备反击时，万里子咬住了客人的小腿。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母女之间强烈的保护本能产生了深刻的互动。当佐知子目睹女儿跑出店门时，她情绪达到顶点，而这次经历也强化了她后来决定离开日本的动机。

在电影结尾，悦子和丈夫二郎送走回福冈的公公后，两人踏上回家的楼梯，悦子问二郎：“如果我在原子弹爆炸时也受到了辐射，你还会娶我吗？”二郎没有直接回答，他认为这是多余的假设。然而，观众此前已从悦子与公公的对话中了解到她的内心创伤，即她在原子弹轰炸时只救下了自己的小提琴，未能挽救任何孩子的生命。这表明她当时也遭受了辐射，面临生命危险。当时的二郎尚在南方战场，恐怕并不知情，而绪方先生——悦子的前校长——也没有将这段经历告诉二郎，反而有意替她隐瞒。悦子与公公的对话为她之后的行为埋下了含蓄而合理的伏笔：她表示当时处境艰难，所以必须依赖彼此，但如今情况好转了。这一句话既暗示了她与二郎在尚未充分相互理解的情况下便结了婚，也为她追求新的可能性铺平了道路。

悦子对长崎的核辐射可能影响胎儿感到忧虑，她始终无法忘怀自己在灾难中表现出的自私，而这些情感她无法与丈夫倾诉。在电影中，二郎的角色与原著高度一致，看似是个忙于工作、但依然关心悦子并试图为家庭分担压力的丈夫。然而，影片增添的两个细节揭示了角色的复杂性：一是二朗提到他无法原谅父亲在战争时期的盲目爱国主义，说他永远忘不了自己被征召上前线时，父亲高呼“万岁”三声；二是当悦子为他系好鞋带后，他告诉她要像个母亲，悦子则反问：“是要我放弃过去的一切吗？”这两个细节显示出二朗在有意疏离父辈的同时，也无意中重复了传统日本家庭中对女性的压抑。

或许这些有意识与无意识的行为，皆为了自身利益，但这样的人物设定在战败后的日本十分贴切。他充满了傲气、隐忍、矛盾与紧张，也处于不安与无所适从之中。这种不稳定的内核或许正是促使悦子决心承担起照顾女儿未来责任的原因。其实，那个年轻的悦子，也是矛盾的：她曾经向往传统的日本家庭，当二朗不愿与父亲同住时，她建议让其长期居住；在公公询问她与二朗是否幸福，她也坚定地作了回应。然而，当一些潜在的不满逐渐积累，当那个从废墟中走出的日本，带有不稳定的内核却渴望迸发新生，她也被影视作品中女性的时尚形象所吸引，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小提琴的过往。在摇摆不定中，她选择了尽管艰难却充满可能的新天地。

佐知子多次强调自己远赴美国的计划是出于对女儿万里子的关心，但她日常生活中似乎并不介意万里子的离家出走或与人冲突。她对女儿既表现出关心，又怀有放任的态度。这或许正是这个人物的双面性：她给予女儿一定程度的自由，却在更大的层面希望掌控一切。在原作中，也是在类似的情景下，首次揭示了悦子的朋友佐知子可能是悦子的另一面。而在电影中，这一揭示背后有许多精心设计的线索，例如妮基在家人照片中看到的低头长发少女、万里子用来做猫窝的牛奶箱其实就是用来存放景子遗物的收纳箱、以及佐知子小心包装的瓷器碗碟中含有悦子使用过的餐具。这些线索暗示着悦子在无法掌控女儿的那段日子，可能也曾考虑过用麻绳来限制她的自由。

当佐知子抱着万里子心爱的猫箱，将箱子多次浸入河水中，似乎在确认箱内两只小猫已溺亡的那一刻，她猛然回头，屏幕中央出现了一张高挑的身材，顶端挂着一张神秘莫测的面孔，那张脸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瞬间让整个影院的氛围凝固。她目光直视电影主人公悦子，仿佛在拷问她心中反复浮现的那片滩涂。这眼神触及了悦子的灵魂深处，揭示了她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思考。

《远山淡影》（2025）剧照中，妮基与母亲的对话充满暗示性："她是你的朋友吗？""我想是的，当时我身边没有什么人。"这种看似简单的问答，实则构建起跨越两代人的身份联结。当年轻悦子的镜头与妮基的镜头在叙事中形成镜像，当悦子的台词被妮基以相似的语调重复，观众能清晰感知到这种代际传承的隐秘脉络。影片通过视觉与语言的双重对照展现：悦子注视万里子，而妮基走向景子的房间；悦子对佐知子谈及新生活，佐知子的附和与妮基的质疑形成镜像回应。这种互文性设计让记忆的碎片在叙事中产生蝶变效应。

石黑一雄的原著始终笼罩在朦胧的迷雾中，但电影改编通过"希望"这一关键词的强化，构建起更具具象化的叙事框架。导演石川庆在映后交流中坦言，这种清晰化处理源于时空跨越的叙事挑战。影片中穿插出现的悦子与佐知子身份重合，特别是最后妮基翻出的那张老照片——穿着佐知子出场时服装的悦子，正在以英语与美军女性对话。这种改编并非对原作的背离，而是通过影像重构，让记忆的拼图在当代语境中重现。

电影通过这样的清晰化处理，实质是在探讨记忆的重构机制。当妮基戴着耳机准备离开时，她对悦子说："妈妈，你需要变化，我们都需要变化。"这一幕将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推向高潮，揭示了记忆的宿命与重生的可能。观众在影像的留白与填充之间，见证着个体如何通过重构记忆来获得救赎。这种改编艺术既保持了对记忆与遗忘的深刻思考，又赋予叙事新的生命力，完成对原作精神的当代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