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路巴士》为何是西班牙的“药神”？ -

在2023年2月的戈雅奖颁奖典礼上，西班牙电影《47路巴士》斩获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五项大奖，成为本届戈雅奖的最大赢家。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世界万象”展映单元，我有幸重温了这部西班牙年度佳作，观后最直观的感受是，它宛如西班牙本土的《我不是药神》。相较于文牧野的处女作，《47路巴士》展现出更成熟的叙事结构和更深刻的层次感。作为擅长创作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导演兼编剧，马塞尔·巴雷纳的才华在本片中得到充分展现。值得一提的是，这部40多年来票房最高的加泰罗尼亚语电影，同样源自真实事件改编，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巴塞罗那郊区曾是移民聚居区，长期被忽视，居民面临断水断电等生存困境，出入山地只能依赖步行。尽管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市政厅却以各种借口推诿，拒绝增设公共交通线路。47路公交车司机曼诺洛·比塔尔因不堪忍受现状，选择以实际行动推动社区改善。从影片引进视角看，尽管西班牙语电影在国内较少现身银幕，但该片对制度性歧视、社会公平议题及历史伤痕的深刻呈现，能够引发广泛共鸣；其制作水准精湛，令人对院线发行的市场表现充满信心。与近年中国现实题材电影的处理方式不同，《47路巴士》并未采用扁平化叙事，而是通过西班牙20世纪的历史脉络展开。正如片首女声旁白所揭示的，这个故事不仅映射个人家庭的困境，更关联着邻里关系、城市发展乃至国家命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安达鲁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难民为逃离战后饥荒与地主压迫，大量迁入巴塞罗那、巴斯克及马德里等工业城市，其中巴塞罗那东北郊的男爵塔成为重要聚居地。移民们在此购置土地，用水泥板搭建简陋居所，构建起独特的生存空间。

电影《曼诺洛和妻子在巴塞罗那移民聚居的边缘社区男爵塔的生活》首幕便呈现了一幅严峻的生存图景：军政府警察骑着高头大马，在黎明时分对棚屋展开强制拆除。彼时法律规定，新建的临时居所必须在破晓前完成屋顶搭建，否则将被判定为违建。镜头通过两个关键停顿，构建出权力与生存的张力——其一是警官奥尔特加的侧脸特写，执法队伍从容不迫地行进，而移民们却在争分秒地赶工，暗示着主导节奏的始终是统治者。其二是警察喝令停工时，移民们立即放下工具整齐列队，唯有曼诺洛因仍在施工被单独叫出，他质疑奥尔特加听口音并非本地人，对方却以"比你是！"三个字回应。姜文曾强调好台词需反复打磨，而非平淡无奇，此番对话正是典型例证：看似武断的回应却让质疑者无从反驳——毕竟执法者已身着制服，而移民们尚缺屋顶。随着奥尔特加以"维护法律"名义摧毁未完工的棚屋，曼诺洛意识到分散劳作难以在黎明前完成，但若众人协作每夜完成一户，则可集体筑起栖身之所。这个发现不仅保住了男爵塔社区，更为后续棚屋升级奠定了基础。

在《47路巴士》中，墙面霉斑的出现具有象征意义。初现霉斑时，曼诺洛用家庭合照将其遮掩；随着剧情推进，霉斑持续扩散，最终突破相框界限；当影片接近尾声，霉斑已完全覆盖整个相框区域。这种无法根除的霉斑，暗喻着长期被忽视的社会困境，以及被搁置的议题终将显现的必然性。

男爵塔虽成为巴塞罗那的"钉子户"，但管理者却希望其自然消亡。这里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交通依赖步行，通讯依赖呼喊，治安由流浪狗守护，挖掘全凭手工，居民甚至面临断水断电的生存挑战。翻山越岭已不再是夸张的描述，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必备技能。当曼诺洛向巴士公司工会主席申请开通线路时，他指着巴塞罗马地图空白处指出："男爵山是巴塞罗那的一个社区，但你在地图上找不到。"1978年，这位公交司机毅然劫持班车，载客驶向男爵塔，用行动证明公共交通可以突破地理限制。他的个人抗争不仅促使男爵塔终于获得站点，更带动其他郊区纳入交通网络，重塑了整座城市的格局。影片还原了这位社区英雄的奋斗历程：当通过正规渠道申诉困难、申请线路时，遭遇的却是政府部门的推诿与冷遇。诸如街道狭窄导致车辆无法通行、道路未修存在安全隐患、偏远设站不具经济效益等理由，都在阻止这一改变。住在市区的人既不了解男爵塔的位置，也难以想象为何有人会主动前往，因此认为设站毫无必要。然而对于"五环外"的居民而言，答案显而易见——她们白天下山工作，晚上再跋涉返回，正如影片所言："是那些每天从山上下来的人，才真正需要这个站点。"

曼诺洛在47路街区坚守岗位二十年，始终以隐忍姿态面对生活的重压。影片中推动其人物弧光转变的核心事件，源于挚友菲利平的意外离世。这位小卖部老板因山脚下坑洞引发的火灾丧生，尽管邻里奋力灭火，但水龙头频繁故障，而赶来的消防车又因地形不熟卡在山沟中，最终导致菲利平家破人亡。这场灾难成为曼诺洛的转折点——早年他建房缺钱时，正是菲利平主动购买水泥相助。作为小镇知识分子的代表，菲利平虽戏份有限，却以细腻笔触展现其独特性：他能精准识别各类方言，常组织居民座谈，曾通过涂鸦表达对市政的抗议，并坚持用投影仪放映露天电影，尽管市区上映的是好莱坞大片，而他只能放映老电影。这种理想主义者与市井生活的碰撞，在黄建新的"城市场三部曲"、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等作品中均有相似呈现，如王志文饰演的钢琴老师因蜂窝煤堆放问题与邻居产生冲突，与菲利平与卡车司机因坑洞拌嘴的场景形成互文。

涂鸦抗议落幕之后，菲利平声称要让巴塞罗那看见男爵塔，试图以某种方式照亮黑暗。然而，迎接他的却是突如其来的火光。类似的反高潮叙事贯穿全片，既展现了非凡的戏剧张力，又在规避煽情套路的同时，强化了现实的重量。譬如曼诺洛与女儿的温情对话中，刚说出“你可以离开出生的土地，但那片土地永远属于你”时，便被邻居的粗暴打断，对方提醒他菲利平正进行涂鸦创作。又如他在议会厅对着虚空高声疾呼——“尊严并非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水、电、交通、邮局、医保和公共教育”——却因议员们的现身而仓皇退场，甚至被一位年迈的议员随意指使倒水。更令人震撼的是片尾场景：当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曼诺洛带走时，喧闹的居民瞬间陷入沉默。这种叙事手法堪称精妙：若人们长期承受压迫的苦果，实则早已丧失反抗的勇气。他们从上一辈便深知以卵击石的代价，这种麻木早已内化为集体无意识，以至于能够冷眼旁观“为众人抱薪者”最终冻毙于风雪。

影片《47路巴士》融合了丰富的纪录片片段，其中一段关键台词揭示了深刻的历史命题。父亲告诫女儿避免无谓牺牲时说："你不知道他们怎么对待我们这些人。"而女儿的反问同样充满力量："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什么。"这种后现代的隐忧始终与前现代的根源相互映照。要解读乔安娜的诘问，需追溯曼诺洛引用的佛朗哥名言——"你要么是长枪党，要么就不是。"面对那个衣冠楚楚却尸位素餐的职业政客，这句引语堪称精妙的双关。它既解构了右翼政权遗老的虚伪姿态，又批判了西班牙民主转型的表面化。正如罗马非一日建成，政权更迭往往伴随着历史积弊的延续，那些与独裁者妥协的岁月更显沉重。纵观世界现代史，弗朗西哥·佛朗哥始终是难以简单定义的复杂存在。

作为西班牙前国家元首，他曾在德、意、英、美等国间周旋，成功使西班牙在二战中保持中立；作为掌握军队的法西斯主义者，他通过内战终结了西班牙的共和理想；作为长枪党领袖，他构建起延续数十年的威权统治，钳制了社会多元声音。然而，在晚年时期，他却将权力逐步移交至年轻的国王胡安·卡洛斯，这一举动被视作西班牙君主立宪制的起点。有趣的是，历史学者对他的评价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他是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奠基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指出，西班牙民主化后积累的复杂社会问题，本质上源于佛朗哥时代遗留的政治弊端——官僚体系固化、权力寻租盛行以及社会阶层分化，成为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深层障碍。这种政治遗产深刻影响着电影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同于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世代，而是深陷威权阴影下的挣扎与坚持。片中有一幕令人心酸：女儿乔安娜抱怨为何不将住宅建得更靠近公共设施，观众或许会以为她过于任性。但仔细思索，这恰是她未能理解父辈在战乱与封锁中筚路蓝缕的生存困境。移民群体在右翼势力压迫下的生存挣扎，早已成为家族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伤痕。主人公对男爵塔的执着，不仅源于其作为集体奋斗象征的特殊意义，更根植于历史创伤形成的深层心理。他们曾被政权暴力驱逐，若再行退让，仿佛将重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宿命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