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7.7，真实故事改编的《驱魔人》，为什么让人迷恋了50年 -

1973年，《驱魔人》正式面世。华纳兄弟最初对这部恐怖片持保留态度，影片试映反响平平，仅计划在有限范围内上映。但上映后的意外成功让其迅速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大量影迷在寒冷冬日里排队长达数小时以求观影。最终，该片在全球斩获4.41亿美元票房，打破了当时的票房纪录。

《驱魔人》作为恐怖片类型的重要奠基之作，其开创性的叙事框架与视觉呈现方式与《德古拉》《科学怪人》等经典作品齐名，深刻影响了后世恐怖片的发展轨迹。数十年间，该类型不断衍生出续集、外传及前传等多元作品，而导演温子仁则凭借对驱魔题材的深入探索，成功打造了《潜伏》《宅混》等标志性影片，确立了新时代恐怖片的美学标准。直至2023年，罗素·克劳主演的《教皇的驱魔人》仍延续这一类型传统，印证了驱魔题材在恐怖电影领域的持久生命力。

导演威廉·弗莱德金于50年后逝世，华纳兄弟正式宣布将开发一部延续原作精神的《驱魔人》续集，并计划构建完整三部曲。据悉，新故事将严格遵循弗莱德金最初构思的叙事框架，聚焦当代社会中发生的另一起驱魔事件。这部经典恐怖片自1973年问世以来，凭借其独特的氛围营造和深刻的主题探讨，始终在影迷心中占据特殊地位，其重现引发广泛关注。

在POST WAVE FILM的《驱魔人》中，魔鬼附身的传闻看似荒诞不经，但编剧布雷迪却坚持表示，影片并未对其进行艺术加工。1949年，当时就读于大学三年级的布雷迪，在《华盛顿邮报》上读到了一则来自马里兰州的驱魔新闻。报道中提到，一名化名为罗兰·罗伊的14岁少年试图通过"亡灵游戏"召唤已故的至亲姨妈，却意外招来恶魔的附身。

数日后，罗伊的症状逐渐加剧，呈现出疑似“恶魔附体”的异常现象。他声称自己的床具持续震颤，身体表面浮现晦涩难辨的符号；随后出现尿失禁、抽搐及频繁呕吐等病症，甚至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掌握了数种古老的中东语言。作为原本坚信无神论的父母，在遍访名医未果后，最终选择向宗教领域寻求慰藉与解答。

经过向梵蒂冈请示、提交相关证据并完成一系列标准化程序后，保登神父对罗伊实施了驱魔仪式，最终成功挽救了罗伊的生命。一年后，这一事件被记录为《神父解救被恶魔控制的雷尼尔山男孩》（Priest Frees Mt. Rainier Boy Reported Held in Devil's Grip）发表于《华盛顿邮报》头版。然而根据梵蒂冈的保密指令，1948年的此次驱魔行动未被公开，所有涉及的档案资料，包括保登神父的现场记录影像，均被永久封存于梵蒂冈档案馆。

换言之，《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更像是一份观察记录，其真实性备受质疑。然而，布雷迪仍基于此事件撰写了一篇学术性研究论文，并最终发表于《华盛顿邮报》。这一事件被广泛传播后，成为了教徒们举行庆典活动的契机。每年，信徒们都会在罗伊故居周边开展"驱魔仪式"，以此彰显神明的威严。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1970年，布雷迪耗时九个月完成了一部融合虚构与真实事件的著作《驱魔人》。该书在出版后的两年内销量突破1300万册，引发广泛社会关注。随着同名电影于两年后问世，这部作品再次将美国宗教界卷入争议漩涡，关于其内容真实性的讨论持续发酵。

部分神父对影片中耶稣会信徒所展现的“内心煎熬与外在困境”以及“如兄弟般的情感联结与隐秘的助人精神”表示高度赞赏。与此同时，也有神父对影片持负面看法，其中比利·格拉姆曾在布道中直言：“这部作品的每一帧画面都浸染着恶魔的气息。”

1978年，约翰·保罗二世当选为新任教皇。其上任后，教廷逐步废除了官方驱魔人制度，导致主教们不得不自行挑选驱魔人。到了1980年代，这一角色已不再与驱魔相关，转而成为心理治疗师，专门协助有药物依赖倾向的信徒及患有严重人格分裂症的教徒。

在《恐怖大蔓延》（POST WAVE FILM）这部电影中，导演弗莱德金通过刻意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来制造恐怖氛围。当华纳兄弟在看过样片后对这种超现实风格存疑时，他们仅在有限范围内试映了该片。然而，影片凭借观众的口碑传播，意外引爆了市场热潮，甚至出现电影院外自发聚集的排队人群，期待着影片的上映。

影片观众群体中，不乏《驱魔人》小说的忠实读者，毕竟该小说曾连续占据畅销榜长达一年；同时也有部分观众出于挑战心理，主动选择承受极端惊悚体验。据洛杉矶院线经理统计，每场放映平均出现4例晕厥与6例呕吐病例，更有极端个例引发严重后果——英国一名少年因观影后出现癫痫发作不幸离世，另有一名男子坚信自身被邪灵附体，遂在教堂请求神父进行驱魔仪式。这些案例折射出影片对观众心理造成的强烈冲击。

面对这部颇具争议的影片，英国曾实施禁映令，该禁令直至1999年才得以解除。在恐怖片的评判标准始终聚焦于其恐怖程度的背景下，当年影评人的批判声浪显得力不从心。《纽约时报》指出，该片以宗教元素为卖点，却将感官刺激与性暗示作为主要盈利手段。曾因批评《音乐之声》而遭解雇的影评人宝琳·凯尔则认为，《驱魔人》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明确的创作意图与深层象征意义。

不少影评人认为，《魔鬼附身》未能有效探讨母女关系、代际隔阂与人性交流等主题，而被批评为一味聚焦低俗情节。实际上，1973年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之际，许多曾参与越战、背负愧疚的父母重返美国，却发现子女满口粗话，甚至染上毒瘾。这种社会矛盾随之聚焦于两代人之间的代际鸿沟，恰是影片试图呈现的核心议题。

当老一辈面对充满反叛精神的年轻世代时，往往陷入无力应对的困境；而年轻一代则以激进方式挑战传统，使年长者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尴尬。这一时期，从1960年代的石墙暴动到嬉皮士运动的兴起，社会矛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集中爆发。影片通过其宣传语揭示了这种时代困境："在越战阴影下，那些背负愧疚与责任的父母辈，正经历着文化认同的深层危机。"。

某些自满的影评人再次对电影产生误解，凯尔呼吁天主教徒们不要让他们的信仰沦为恐惧的表演。然而，这种刻意营造的戏剧效果实际上源自制片方的精心设计，有组织的宗教团体与猎奇性的驱魔仪式成为吸引观众的刻意策略。在美国，无论观众是否为教徒，他们对宗教的认知大多来自银幕影像。这种主流传播方式被教会视为‘穷人的圣经’，却也遭到影评人批评，认为其代表着可想象的最低级文化品位。

凯尔最终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存在偏差。倘若她能目睹新世纪驱魔题材电影的繁盛景象，定会理解自己当年对"宗教奇迹毫无感觉的电影"的批判过于仓促。实际上，驱魔叙事并非西方影视的独门技艺。中国民间传说中同样蕴含着深厚的驱魔文化，这些传统故事中的降魔手段往往充满戏剧性的神秘元素，如广为人知的《倩女幽魂》系列作品所展现的。

《倩女幽魂》的创作灵感源自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在原著中，可归纳出四类具有驱邪能力的角色：半仙、豪侠、素人，其中数量最为突出的是僧人与道士。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僧侣与道教道士在故事中的定位具有相似性，他们均承担着超自然力量的媒介角色。以《画皮》为例，文中出现的青帝庙道士便是一位精通法器的行家，其制服邪祟的过程展现了蝇拂、木劍与葫芦等法器的运用技巧。相较西方文学中的驱魔人形象，东方驱魔人更强调宗教仪式与法器运用的结合。然而在电影改编版本中，这类传统元素被逐渐弱化，故事呈现出更为现代化的叙事风格，与原有的宗教神秘色彩产生明显距离。

《画皮2》的剧照中还藏着一个名为《焦螟》的传说。故事讲述一位姓董的地方官员，家中突现狐妖作祟，苦不堪言的他请来关东道士焦螟施法驱邪。起初焦螟仅凭画符未能奏效，随后又在庭院设坛布阵也未成功，最终通过结印施咒的玄妙手法，才将狐妖彻底驱离。这场成功的除魔仪式让董家对道教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也加深了对神秘力量的敬畏之心。

东西方驱魔仪式的外在形式存在差异，西方世界借助十字架与圣经诵读，东方文化则通过绘制符咒与吟诵咒语。这种差异背后暗含着相似的精神内核。在《驱魔人》的叙事框架中，上帝始终作为无形却坚定的力量支撑着整个驱魔行动；而《聊斋志异》的神话体系里，神仙往往以幕后操控者的姿态存在，如《青蛇》篇章中，法海与白娘子激烈对抗时，总会先默念'大威天龙'这句标志性咒语。

该咒语的实际完整表述为：“大威天龙，世尊地藏，般若诸佛，般若巴嘛空。”显然，这一咒语与地藏菩萨有着密切关联，其本质是借助佛教权威体系构建法力框架。这种宗教符号的运用方式，与《驱魔人》中牧师通过诵经、撒圣水等仪式强化神圣性的手法如出一辙，二者均通过具象化宗教仪式来巩固信仰体系的合法性。只不过在影视创作中，这类宗教实践被赋予了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戏剧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