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导演最大的弱项，在于缺乏一套坚定的价值观 -

前些天阅读了六神磊磊关于导演总爱讲道理并非好习惯的评论，其中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当导演试图表达深刻道理时，作品的观赏性往往会受到影响。这一观察让我产生共鸣，因此决定围绕此话题展开进一步探讨。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常常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蕴含思想性，需要传达某种道理。语文课堂上，老师们习惯于引导学生分析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例如通过某种情节反映了特定主题，或赞美/批判了某种现象，甚至强调其深刻表达了某种价值观。这种思维方式似乎暗示：缺乏思想性的作品不具备艺术价值。然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文艺作品的高明并不必然依赖深刻思想，比如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它没有传达任何明确道理，仅仅是群体在夜晚的嬉闹。但这部作品依然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只要话剧艺术存在，它就将不断被演绎。再如《疯狂的石头》，虽然表面看似没有深层含义，但若强求其表达某种思想，比如赞颂黑社会成员的奋斗精神或讽刺其失败结局，这种解读反而显得牵强。实际上，它的价值在于让观众获得轻松愉快的体验，而试图从中解读人生道理的人，或许只是被过度解读的产物。

当然，导演若希望通过作品表达某种信念，这种尝试本身并不值得否定。作为文艺工作者，他们或许都会经历"影以载道"的创作冲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表达是否建立在真实信念之上。那么为何我们看到的许多导演作品一旦涉及说教，往往显得索然无味？我认为这与"相信"与"想相信"的本质区别密切相关。

"相信"意味着将某种观念内化为自身认知体系的一部分，它会自然地影响创作者的思维与表达。例如你真正相信"清蒸大闸蟹就是好吃"，这种信念会通过你的行为表现出来，连口水都能作为证据。而像"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劳动者最光荣"这样的宏大命题，往往只是创作者愿意相信但未必真正相信的观念。当这种观念无法内化时，其表达往往显得生硬做作。张艺谋的《英雄》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该片试图阐述"和平就是不杀"的哲学命题，但若他真正相信这个道理，就应该在影片中构建合理的逻辑说服剑客无名接受嬴政的和平愿景。然而事实上，这种逻辑说服力不足，反而显得牵强。即便导演本人在创作时试图用"天下"这样的概念进行说教，观众依然难以真正理解其含义。

残剑写下“天下”二字，仿佛我们儿时写作文时常见的套路——“低头一看，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这种描写方式让人联想到孩童时代作文中“低头一看，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的场景，但后半句的逻辑却始终悬而未决：为何更鲜艳？如何更鲜艳？然而，当一个连自身都无法说服的道理被强行灌输给角色时，其说服力必然大打折扣。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同样面临这一困境，影片试图传达关于自我牺牲的宏大命题，却未能充分阐明为何这些特定的妓女而非其他女性应当承担拯救使命。若玉墨等人因安恩图报而选择牺牲，情节便能自洽，但导演似乎认为这种小道理过于琐碎，缺乏戏剧张力，转而追求更具史诗感的叙事维度。因此，玉墨在片中直言：“自古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说法，而今我们愿以轰轰烈烈的行动洗去这一污名。”

当话题转向家国情怀时，影片的格局确实提升了，但说服力却显得不足。为何要让妓女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救赎他人？若进一步推演，便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家国情怀下，国民的生命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危急时刻，高贵的生命就该存活，低贱的生命则理应消逝。我猜测张艺谋导演未必持有这般极端的观念（以善意推测而言），即便他真有此想法，恐怕也难以公开表达。这种矛盾让影片如同悬在半空的祭品，观众难以真正认同这些角色的牺牲价值。

张艺谋导演为何反复强调宏大叙事？我认为其真正动容之处在于"牺牲"二字。小人物为追求超越自我的意义而奉献，这或许触动了他的创作神经。至于"高于自身"的具体内容并无实质影响，关键在于形式上的震撼。正如他在《英雄》中让剑客为"天下"赴死，在《金陵十三钗》中安排妓女为家国牺牲，在《满江红》中让刺客为岳飞遗言尽忠，所有叙事的核心都指向这种自我献祭。

类似的困境在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六神磊磊提出的"大道理让影片难看"的论断，实际上揭示了导演群体的普遍困境。他们难以阐述深刻价值观，源于内心缺乏支撑信念的价值体系。那些看似宏大的叙事，不过是抽象的图腾；所谓庄严的道理，不过是空洞的口号。当下文艺创作者最大的缺陷，不在于技巧或才气，而在于价值观的缺失。他们无法向观众传达真正源自生命感悟的价值主张，只能空洞地重复宏大概念。

许多导演热衷于表达"大道理"，实则关注的是"大"本身。这种倾向与小男孩痴迷恐龙的执着如出一辙——他们都沉迷于宏大叙事带来的震撼感。若缺乏对价值本质的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厚重感便无从谈起。与其强行堆砌说教，不如回归纯粹的故事讲述。导演在创作时可保持清醒，观众在观看时也能获得真实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