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分，充满“恶意”的续集，能复刻神作吗？ -

2019年，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简称《与恶1》）横空出世，凭借其深刻的社会议题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剧集以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为切入点，打破了以往以受害者为核心叙事的传统，将焦点转向更具争议性的精神、代际与伦理等命题，其现实主义表达至今仍占据华语剧集经典榜单。六年时光流转，社会仍在经历新的挑战与变革，但《与恶1》所探讨的精神创伤、代际矛盾及伦理困境等议题，依然未找到明确答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与惡的距离2》（简称《與惡2》）再度登场。

尽管主演阵容从贾静雯、吴慷仁换成了周渝民、杨贵媚，且故事线独立于前作，但拥有三封金钟奖提名的编剧吕酯嫒依然展现出强劲的创作实力建立在熟悉的社会议题框架下，《與惡2》更深层次地探讨了创伤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悄然形成，并揭示其与个体生活的紧密关联。

现实题材的影视创作始终存有挑战，过于理想化的叙事会导致与现实脱节，而过度写实则会削弱戏剧性。《與惡2》在平衡现实与理想这一命题上，相较于第一部显得更加游刃有余——它摒弃了前作的多视角架构，而是沿着原有线索深入挖掘"恶"的本质。

观众会意识到，"我们"与"恶"之间，或许从未真正分离。谈及《與惡2》，必然要回到与前作的对比中。"续作魔咒"在全球影视界普遍存在，开篇两集仅获8.1分，远低于前作50万观众打出的9.4分，可谓陷入评分困境。然而随着剧情推进，最终评分回升至8.4分，尽管参与评分人数仅为《與惡1》的百分之一，但相信凭借热度加持，后续仍有可能提升排名。

（图/豆瓣截图）翻阅评论区发现，多数观众对《与恶2》的差评集中在前四集，认为内容晦涩难懂、节奏拖沓。面对《与恶1》奠定的高口碑基础，第二季面临更大挑战——既要突破第一季对法律与新闻界精英的探讨框架，又需在表演、叙事节奏和主题深度上实现创新。尽管叙事重心从媒体行业转至医疗领域，但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的核心议题，讨论焦点从"什么是恶"转向"是什么造成了恶"。

《与恶2》通过6个家庭跨越三代人的22年恩怨，构建起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这看似传统家族伦理剧的叙事结构，实则被主创压缩在10集内完成叙事闭环，这也是部分观众产生剧情困惑的原因。全剧围绕两条主线展开：其一是胡家与马亦森之间的超市纵火案，其二是高政茗（陈又茗）的袭警案。

纵火案中，胡冠骏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逐渐精神失常，最终通过纵火烧死少年保护官牛祐荷和儿子马宝来发泄情绪。这条线索揭示了马亦森与牛祐荷因胡冠骏产生的爱恨纠葛，也展现了胡家极端教育方式对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而袭警案则聚焦私生女高政茗的悲剧人生：在遭受家族歧视和舆论压迫后，她经历从逃亡到重生的转变，却因精神分裂丈夫的失控行为导致致命后果。

这两个看似无关的案件，实则被一条隐秘线索贯穿——高家的世代恩怨。高政光在母亲高张玉敏的操控下步入政坛，其祖父的铁路事故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随着母亲为权力不择手段的行径不断升级，高政光虽心生反感却无力阻止。他推动的医疗改革与社会安全措施，反而成为他人攻击的靶标，最终陷入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双重困境。

在梳理《我们与恶的距离2》的人物关系时，观众会逐渐意识到，这部剧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线性叙事。创作者旨在呈现一种社会图景，而非单纯交代故事主线。通过每集聚焦不同人物困境与主题的方式，如马亦森的"复仇"、罗屿的"未来"、玉敏的"家后"等，剧集构建出多维度的叙事网络。《与恶2》涉及18个角色的复杂纠葛，这种人物关系的交织程度远超常规剧作，使观众容易迷失在辨识角色关联的细节中。配合每两集切换一次的时间线设计，原本有限的篇幅不仅要承载三个时代的叙事，更被主创作出了大量伏笔和社会隐喻。这种叙事策略使第二季的观剧门槛显著提升，对许多观众而言需要更强的理解力与耐心。

在后续剧情中，我们了解到教师的教诲并非空泛的劝诫——许幸国曾凭借印刷厂投资风光一时，又因奉子成婚而入赘简家，然而事业与生活的双重压力逐渐侵蚀他的心理健康，最终酿成惨剧。其妻儿的离世使他陷入深渊，而幸存的独生女简齐惠则成为这场悲剧的双重见证者。在纵火案线路上，凶手胡冠骏竟需前往自己任职的医院接受心理鉴定，这令人唏嘘的设定凸显命运的荒诞。马亦森作为专业心理医生却难以自愈，他面对的不仅是病患的创伤，更是自身无法愈合的裂痕。值得注意的是，牛荷在案发当晚曾与马亦森激烈争论："他们真正渴望改变，只要存在一丝值得挽救的契机，就该给予重生的可能。"却未料这份善意最终反噬自身，成为受害者。当施害者与受害者家属的身份重叠，简齐惠的每个言行都如重锤般叩击人心，而马亦森在面对这道无法解答的伦理困境时，内心的挣扎更显揪心。

备受争议的“高家戏”反而成为全剧最动人的篇章，核心人物高张玉敏与高政光的博弈象征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碰撞。尽管两人同为权力体系中的关键角色，但高政光始终与母亲及家族长辈的理念存在根本分歧，因固执坚持自身信念而遭同僚排挤，最终黯然退出权力核心。值得注意的是，母子间的权力对抗并未演变为激烈的冲突，反而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平衡。剧集在探讨制度对精神疾病患者照护问题时，采用了克制而隐晦的表现手法。前半部分通过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展开：黑色与白色两辆汽车并行而驶，车内坐着童年时期的胡冠骏与好友嬉戏，既无对白也无情节铺陈。当高张玉敏的车驶过时，黑白两色在十字路口分道扬镳，这一静默的视觉隐喻将复杂的社会议题凝练为令人深思的瞬间。

（图/《我们与恶的距离2》）高政光所面临的困境，折射出精神病人相关法律修订过程中遭遇的重重阻力，以及社区照护设施建设长期停滞的现实困境。在公众视野中，精神病人始终处于被忽视的边缘位置。杨贵媚的精湛演技让高张玉敏这个角色深入人心，她诠释的是一位深陷矛盾的女性：作为独撑门户的寡妇，为维系家族最后的荣光，不得不以铁腕手段应对各方压力。表面强势精明，内心却饱受煎熬，对私生女高政茗的冷酷与对儿子的矛盾情感交织，展现出一个为权力不惜牺牲情感的复杂形象。

杨贵媚坦言，高张玉敏的悲剧性在于无法获得情感认同："当小三的孩子进入家庭，意味着她必须面对过往的伤痛，内心或许存有怜悯，但一个执拗的女性会选择否认。她只能将所有情绪压进心底，将孩子赶出家门。儿子无法理解母亲的过往情感与尊严。"这个角色的恶行并非纯粹，善良也未能完全实现，其行为始终难以引发观众共情，却让人对背后的社会困境产生思考。

结局中，高张玉敏历经清云政坛半生沉浮，最终仍难逃儿子被罢免的打击。她仅以一抹隐忍的泪水与一句"因为没人知，我的心有多痛"作结，恰如其分地演绎了其孤独而倔强的一生。这个曾经强势至极的女性，在权力与亲情的双重夹击下，终于卸下伪装，其作为政客、母亲与妻子的多重身份矛盾，在高歌猛进的表演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令观众动容。

（图/《我们与恶的距离2》）没有人该成为孤岛。黑格尔曾提出“悲剧中的双方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一理念在《与恶2》中得到深刻诠释。相较前季并未深入探讨凶手的行凶动机，本季通过多维度剖析，让观众得以窥见人性深渊中的挣扎与矛盾。“众生皆有病”作为贯穿两季的核心命题，其呈现方式却产生微妙变化：从第一季对标签的撕裂，到第二季对创伤的承接，主创逐步深化了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剧本以柳少爷这一游离于主线之外的小人物为切入点，巧妙展现“接住”的主题——当精神科医生马亦森在病患一句“医生，我洗好澡了”中触发内心波澜，最终在病人怀中痛哭流涕时，传统医患关系发生颠覆性转变。曾经引领他走上心理医生道路的病人，如今却成为支撑他走出困境的力量，这种角色互换暗含着对人性救赎可能性的思考。

随着剧情发展，角色们逐渐展开了彼此扶持的行动。编剧吕莳媛曾表示，她试图诠释"接住"这一行为的艰难之处——它不仅需要个体的勇气，更依赖无数人的共同努力，这正是社会中最珍贵的集体力量体现。正如最终集"乌托邦"所展现的，尽管结局呈现出向好的趋势，但改变的幅度微乎其微，这种有限的进步反而彰显出持续努力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与恶2》作为一部虚构作品，其所呈现的社会议题相较于现实世界更具简化性，而真实社会中面对的复杂情况远超戏剧表现。

这部作品通过剧情与现实的交织，探讨了恶意、意外与病态等议题。在面对这些复杂人性的挑战时，我们更应思考如何构建社会机制与个人反思的双重防线，以防止悲剧重演。正如剧中反复呈现的警示案例，当个体逐渐陷入深渊时，旁观者与施害者实则共享着某种无形的关联。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名言“No man is an island”在此获得全新诠释——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如同彼此相连的网络节点，任何孤立的判断都可能掩盖真相的全貌。直到剧集终章，观众才会深刻领悟到，唯有理解这种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才能真正触及人性深渊的边界。

“该是”两字承载着深刻的伦理审视，它暗示的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客观陈述。这种表达方式使作品具象化为社会议题，超越了对个体困境的描摹，直指群体责任与人际联结的命题。剧中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难者，都在某种意义上困守于“孤岛”般的认知局限。而创作意图并非简单阐述“人与人本就互相关联”，而是刻意叩问“人不应彼此隔绝”的社会命题。或许主创在《与恶2》中，试图传递的仅是对人性互联的朴素信念，前述解读或许过于繁复；又或许，正是为引出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约翰·邓恩），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每个人都是大陆整体的一部分。若潮水冲走一块陆地，欧洲便缩小；如同海岬失去一角，如同挚友或自身领地的崩解。任何人的离世都是对全体的损耗，因为我是人类共同体的一员。因此，不必追问丧钟的归属，它终将为每个人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