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南京照相馆》：“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南京照相馆》的上映，预示着中国抗战题材电影将迎来新的里程碑。该片的诞生，标志着这一类型电影在历经多次演变与创新后，已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

在评价《南京照相馆》时，有必要将其与同类题材影片如《金陵十三钗》（2011）和《南京！南京！》（2009）进行对比分析。《金陵十三钗》的显著缺陷在于对国民革命军形象的过度美化，这种倾向削弱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感，使叙事氛围陷入虚幻状态，进而导致后续剧情发展缺乏逻辑支撑。影片中佟大为饰演的李教官角色，被塑造成装备精良、战术娴熟且具备强烈英雄主义色彩的象征性人物，其在与日军交战时展现的单兵作战能力，甚至呈现出不合常理的夸张效果。

这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南京保卫战初期，守城的国军约有15万人，而进攻的日军仅5万人。若国军能如张艺谋导演所展现的英勇模样，南京为何仅坚守十余日便陷落？按照常规军事逻辑，攻城方兵力通常需达到守城方的两至三倍才能形成突破，意味着守卫南京的军队理应能抵御30万日军的攻势。然而现实却是，面对5万日军的进攻，国军防线竟未能稳固。若守军能成功坚守，南京大屠杀或许就不会发生，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逻辑吗？《南京!南京!》正是通过影像直面这一历史困境。

但问题在于，若日本军人本性善良，为何又会制造南京大屠杀这一惨剧？另一个疑问是，若日军实为大屠杀的直接受害者，那么被屠杀的中国平民是否因此成为加害者？需澄清的是，我们并不否认在数百万侵华日军中存在个别类似角川的人物，但角川的个案缺乏代表性，无法作为以大屠杀为主题的影视作品的核心角色——你们发动屠杀，反而要求我们对其精神创伤产生共情，这究竟合乎情理吗？《南京照相馆》通过塑造伊藤秀夫（原岛大地 饰）这一可信的日军中尉形象，实现了对《南京！南京！》的某种修正。伊藤的形象超越了简单化的刻板印象，他并非与生俱来的恶魔，也不是武士道精神的符号化代表，更非如角川般带有"良心文青"色彩的伪善者。

在日本社会内部，伊藤表面温和谦逊，却深受军国主义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熏陶，将中国人视为可支配的"人形动物"，这种态度与今日以色列锡安主义分子对巴勒斯坦人的认知存在相似性。在伊藤的认知体系中，由于将中国人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故可无视人类道德准则，对之实施任何形式的压迫与暴力。其言论中透露出的极端蔑视，既将无用的中国人比作蝼蚁，也把忠于日军的中国人称为"狗"，暗示着对不同立场者的双重否定。

该影片通过对比近年主流抗战题材电影，与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民电影时代的经典作品形成互文。如《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影片展现的解放区民众，与国统区民众形成鲜明对照。这些被塑造为有觉悟、有组织的农民群体，在共产党与八路军的领导下不仅实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更建立起包括党支部、武委会、妇救会等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相较之下，国统区民众在抗战叙事中往往呈现被动接受者的形象，缺乏类似的社会动员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揭示的不仅是历史人物的个体认知，更指向侵华日军群体性的异化状态。这种将人类异化为他者的精神扭曲，实为理解中日关系深层矛盾的关键。正如史料所示，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曾直言"中国人是猪猡"，而日本士兵大前嘉则描述自己"杀死蝼蚁之辈时毫无愧疚"的心理状态，这些表述共同构成了日军侵华行为的心理基础。这种认知偏差导致的群体性暴力，远非简单的"管控厌日情绪"所能消解。

关键在于，日本侵略者在民众心中的形象被逐渐祛除神秘色彩，不再被视为不可战胜的存在。尽管日军在“扫荡”期间实施的“三光”政策其残酷程度堪比南京大屠杀，但普通百姓已认清其本质，认为日军如同兔子尾巴般脆弱。他们凭借对本地地形和环境的熟悉，巧妙利用各种优势与侵略者周旋，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南京照相馆》的可贵之处在于成功还原了民国时期的氛围，真实呈现了八十余年前南京市民的精神风貌。相较于华北、山东解放区那些质朴的农民，这些人物更接近当时的中产阶级群体。例如王廣海，能流利使用日语，其家庭可能较为富裕，有财力送他赴日本留学；其情人林毓秀（高葉 饰）是三线明星，曾与电影皇后胡蝶合作；金承宗（王骁 饰）则经营着颇具规模的吉祥照相馆，战前过着优渥的生活，甚至能携家眷出游周边城市。相较之下，苏柳昌和宋存義（周遊 饰）的社会地位略低，但作为邮递员与巡警，他们仍属于穿制服、有编制的群体，生活条件远优于最底层劳动者。

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人，在南京城陷落之际却陷入了无助、迷惘与莫名的恐惧之中。当灾难的阴影笼罩全城，无人选择抗争，唯有幻想依靠自身方式“避过劫难”。王广海本应最了解日本，却坚信其不可战胜，声称“日本人怎么可能失败”，这种盲目自信竟让他认为为日本人服务、换取安稳生活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正是汉奸逻辑的荒谬体现。

相较之下，金承宗虽具民族气节，却难舍产业根基，仅希望在地下室躲过最初混乱后恢复营业。他说道“人总要照相”，这句看似寻常的话，实则暴露了他对日本统治的幻想与妥协。

林毓秀依附于王广海，仍幻想未来能继续演艺生涯；苏柳 Chang 初衷是逃离南京，却因种种阻碍未能如愿。而宋存义以巡警身份被强行编入部队，待他现身时，部队已溃散，只能藏身林毓秀的木箱中苟延残喘。

这正是南京陷落时市民的真实处境——国民政府与军队在撤离前未作任何安置，既未向民众发放武器，也未留下组织抵抗的骨干力量，更未安排有序疏散。被抛弃的市民陷入无组织、散沙般的混乱状态，既极度恐慌，又执着于种种幻想，使得南京一夜之间沦为无政府的蛮荒之地。

尽管城中仍有大量未撤离的国军士兵，但指挥系统已彻底瓦解，许多士兵脱下军装混入难民之中，反而加剧了恐慌与社会动荡。然而，这些原本只想在战火中苟活的普通人，最终从忍辱偷生走向觉醒与反抗，“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宋存义在目睹苏柳昌为伊藤冲洗的照片中，发现弟弟被日军刺死的画面，由此决意与敌同归于尽；苏柳昌与林毓秀被伊藤胁迫参与摆拍，制造“中日亲善”的虚假幻象。

此时，一个婴儿的啼哭打破了现场的沉寂，日军士兵竟直接从母亲怀中夺走婴儿，将其活活摔死。或许正是这一刻，苏柳昌彻底抛弃了幻想，坚定了将南京真相传播出去的信念。

《南京照相馆》的珍贵价值在于其高度的历史还原度，以民国时期的文化符号与社会语境为载体，真实再现了那个动荡时代的风貌。影片通过影像语言揭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事实：在南京大屠杀的至暗时刻，中华民族并未丧失抗争意志，反而展现出不屈的民族精神。这种在绝境中迸发的反击力量，构成了中国不可被征服的历史注脚。同时，影片也引发观众对"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一口号的深层思考——唯有彻底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训，才能真正理解30万亡灵的牺牲意义。当代中国必须以民国为历史镜鉴，既要避免重蹈覆辙，更要坚定捍卫国家主权，这既是维护民族尊严的必然选择，也是守护人类共同和平价值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