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6集过后，为什么会出现大量差评？剧情悬浮，才是主因 -

3月5日，电视剧《北上》已在爱奇艺平台上线，前六集可供观看。此前我曾撰文探讨该剧的优缺点，特别指出编剧赵冬苓打造的"偷西瓜"开场情节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然而从整体观感来看，作品仍存在诸多争议，主要问题和瑕疵明显多于亮点。值得关注的是，豆瓣短评区的真实观众反馈亦佐证了上述观点。

截至目前，电视剧《北上》在豆瓣短评区域已遭遇大面积负面评价。优质作品往往收获满屏赞誉，而普通作品则惯常呈现毁誉参半的态势，观众多倾向于给出三星左右的评分。《北上》当前的差评却呈现出连片趋势，形成集中爆发态势，主要以大量的一星与二星差评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密集差评中，部分观点仍需理性审视——尤其是针对白鹿演技的批评。在先前的剧评分析中，笔者已对白鹿在剧中的表现作出解读，认为其演技欠佳的质疑并不成立。至少可以看出她具备提升演技的意识，某些情节的平淡并非源于个人表现，而是剧本设计的局限性，正如俗语所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然而，《北上》目前遭遇了大量真实观众的负面评价，这些声音值得深入探讨与剖析。为何这部剧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许多观众通过“比较文学”的视角，将《北上》与《人世间》《小巷人家》等口碑佳作进行对比，最终认为其整体质量与这些作品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基于同类作品的对比式批评，是普通观众惯常采用的直观评价方式。结合当前播出的6集内容分析，《北上》被广泛批评的核心问题在于剧本缺乏现实根基，赵冬苓的创作未能呈现具有生活质感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编剧似乎采用了脱离现实的生活场景拼凑手法，将运河畔几家人的命运交织呈现——但这些故事线显得过于理想化，缺乏真实细节与情感共鸣。观众期待看到的是运河沿岸鲜活的市井生活图景，而剧本所提供的却是一种刻意营造的、带有拼凑痕迹的虚假氛围。

电视剧《北上》前六集剧情发展较为缓慢，尤其前两集主要聚焦于场景转换，缺乏实质性叙事。进入第四集后，若试图梳理主线，则可发现运河经济逐渐衰退，各主要角色的生活境遇也随之恶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还存在一条贯穿始终的支线：洋娃娃角色的母亲因经济压力急需资金，洋娃娃为此奔波谋生，虽有朋友协助，却引发诸多误会与闹剧，最终通过外卖行业实现经济独立。这种剧情安排导致整部剧作在前六集存在明显的故事密度不足问题，相较《人世间》与《小巷人家》的紧凑叙事，成为该片的一大短板。究其根源，编剧在素材储备不足的情况下，过度依赖填充式情节设计，通过增加冗余支线来延长剧集时长，这种创作方式显然影响了整体叙事质量。

在具体的家庭故事中，各个角色所面临的困境呈现出不同的层次。以李乃文饰演的家庭为例，其愁苦源于妻子选择前往横店追寻演员梦想，而未选择与家人共同生活。剧中设定该家庭经营大饭店，经济条件优越，甚至能轻松资助其他家庭。这种设定使得妻子的“单飞”行为显得尤为突兀，她的艰辛似乎只能通过“演员梦”的浪漫化叙事来解释。然而，这种叙事恰恰引发了普通观众的反感。因为“演员梦”往往聚焦于演员群体的苦与累，强调为艺术的奉献精神，而忽视了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困境。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产品，本应呈现观众自身的生存压力，而非将镜头对准演员的奋斗故事。编剧赵冬苓若真具备创作敏感度，应当理解这种错位的尴尬——当影视剧工作者以“诉苦”方式展现演员的艰辛时，实际上是在向观众传递一种外来的情感负担。而观众真正需要的，是源自生活本身的真实情感共鸣。艺术家越执着于展现自身苦楚，越容易与普通观众产生情感隔阂，这种隔阂在赵冬苓的创作中显得尤为明显。

岳旸这一角色的家庭困境被描绘得过于浮夸且不合常理。作为文化馆的稳定体制内员工，其职业保障程度本应较高。然而剧中前六集展现的两大苦情——稿件被杂志退稿、论文未获文化馆补贴——却并未对男主工资产生实质影响。这种因非核心事务引发的焦虑，实则脱离现实的忧郁。更令人费解的是，区长家庭的所谓困境反而显得刻意为之：儿子与主角群体的交往被区长视为异类，认为应当与"优等生"相处。这种将现实矛盾剧本化处理的方式，是否真正触及普通人的生活痛点？当杂志社退稿与文化馆补贴成为情感宣泄的导火索，当家长对子女社交圈的干预成为剧情冲突的主旋律，这种所谓的"人间烟火"反而显露出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感。编剧通过制造与生活实际脱节的矛盾，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或许正是对现实题材创作的一种误读。

胡军饰演的角色作为运河儿女，以开船为生，但该剧前六集中仅涉及两个看似琐碎的困境。其一是换大船引发的邻里争议，尽管最终众人伸出援手，却让这一情节的处理略显单薄；其二是运费被拖欠的问题，占据四集篇幅却未深入展开，显得冗长。船老大作为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故事未能深入挖掘运河生活的厚重底蕴，反而选择两个表面化的矛盾，使得整部剧作呈现出脱离现实的悬浮感，缺乏应有的生活观察与创作深度。

白鹿饰演的家庭则被设定为《北上》中最贫困的群体，母亲摆地摊、父亲跑船打杂，但剧中对此阶层的生存困境刻画明显不足。相反，角色却带着牙套这一细节，成为当前剧情的一大败笔。摆地摊作为谋生手段，其艰辛程度与经济状况本应成为戏剧冲突的基石，却因编剧赵冬苓的叙事混乱而失去真实感——若强调辛苦与穷苦，家中竟有闲钱购置牙套；若暗示相对宽裕，又让整部作品显得脱离现实根基。这种矛盾处理暴露出编剧对底层生活的真实认知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佩戴牙套的群体多为中产及以上家庭，这类医疗附加成本往往高达数万元。原本，通过运河沿岸的摆摊场景可以生动展现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与人物的生存困境，但赵冬苓编剧显然未达成这一创作目标，实属令人惋惜。萨日娜饰演的老奶奶角色更被指为编剧塑造失误，其性格设定脱离了现实根基。编剧或许意图借鉴拉美文学中"精神智者老祖母"的形象，却未意识到中国影视创作应当扎根本土文化语境。尤其在讲述中国运河故事时，更需关注人物性格形成的现实逻辑。《北上》未能厘清老奶奶性格的现实来源，却强行推出"精神智者老祖母"的设定，导致角色长期处于夸张化的喜剧状态，这种创作倾向显然与现实主义精神背道而驰。

差评频出实属难免，究其根源在于电视剧《北上》未能忠实原著改编。若编剧团队能以徐则臣老师原著小说《北上》为蓝本，深入挖掘历史脉络与人物情感，便不会出现故事素材匮乏、叙事脱离现实、缺乏生活气息等诟病。然而赵冬苓编剧仅借用"北上"标题另辟蹊径，导致作品与原著在核心立意上产生偏差，最终引发观众对创作诚意的质疑。此般质量与口碑的形成，编剧团队难辞其咎。对于运河文化这一厚重题材，创作者更需怀有敬畏之心，避免将严肃历史改编成轻浮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