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篇都是真善美的故事，我会觉得晃眼｜专访《绑架毛乎乎》导演 -

在电影领域，王一淳始终以独特存在著称。2016年首部作品《黑处有什么》上映时，媒体普遍将其定义为“非科班出身、无影视经验的‘家庭主妇’导演”。她坦言因缺乏专业背景难以获得投资，最终自费300万元完成前期拍摄，“我的生活方式极其简单，每当积蓄足够时，便渴望将这份执念转化为现实。”凭借该片，她斩获第九届FIRST青年影展最佳导演奖，评委会主席姜文在评语中特别指出：“《黑处有什么》是极少见的兼具冷静观察与黑暗叙事、荒诞感的佳作。”该片源于对青春记忆的回溯，王一淳向界面文娱透露创作理念：“我习惯从自身熟悉的生活场景中提炼故事。”而在接触家政行业后，她发现保姆这一职业能深度融入雇主生活，对其行为模式与思维习惯有着独特洞察，“这种跨越阶层的巨大差异，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她擅长将日常琐碎转化为戏剧冲突，例如在《黑处有什么》中，通过凶案形式重构青春期回忆，而在《绑架毛乎乎》里，则以绑架事件为载体，展现中产家庭复杂的雇佣关系。影片中，高智商保姆石俊霞策划绑架女雇主的“智障”儿子，并以百万赎金诱惑刚出狱的老情人任胜利，形成了一幕悬疑与情感交织的黑色寓言。

《绑架毛乎乎》剧照 图源：豆瓣 在故事的后续发展中，充满戾气的任胜利与"笨小孩"毛乎乎逐渐达成和解，而原本无意伤害毛乎乎的保姆却先将雇主杀害，随后试图对毛乎乎实施伤害却误服毒药。作为科恩兄弟电影的忠实观众，王一淳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将这一充满荒诞色彩的故事娓娓道来，试图在复杂的人性纠葛中寻找一丝温暖与善意，诠释着"让聪明人争斗，让傻子相爱"的创作理念。影片的制作过程同样跌宕起伏，最初由欢喜传媒出资、王一淳创立的静深影业负责承制，但2019年因疫情原因，欢喜传媒单方面暂停项目并起诉静深影业，最终法院判决其因财务疏漏需返还约583万元。此后该片转为王一淳自掏腰包拍摄，这种罕见的自费模式成为影片制作的独特注脚。随着电影行业的十年变迁，观众对善恶分明、情绪张力强的作品更趋偏好，而《绑架毛乎乎》能否获得市场认可，将成为检验其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

01 "在幽暗曲折的人性中看到了一丝温暖和善良" 界面文娱：何时开始构思《绑架毛乎乎》这个故事？早期采访中曾提到你写了一个保姆绑架案的故事，这是最初创意吗？王一淳：保姆绑架的题材构思已久，但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我的创作习惯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当时家中聘请了保姆照看孩子，也接触了各类兴趣班家长，这些经历为故事提供了素材。不过生活本身是平淡琐碎的，电影则需要将日常矛盾推向激烈高潮。当这些矛盾激化到极致时会形成怎样的局面？我就在影片中大胆地进行了想象与延伸。

界面文娱：在创作过程中，为何转向更具犯罪与悬疑色彩的故事？王一淳：这个作品着力展现人与人之间因误会产生的连锁反应。有时并无恶意，却已造成伤害，这种错位会逐渐演变为深层恶意，最终失控走向不可逆的深渊。保姆这一职业因其深度介入他人生活，能自然地产生强烈冲突。当孩子成为家庭核心关注点，保姆若对孩童实施报复，会形成极具看点和冲击力的情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创作于杭州纵火案之前，当时的社会事件让许多观众认为故事有了现实映射。

界面文娱：最初是否是一个单纯的保姆绑架小孩故事？王一淳：我不擅长创作黑白分明的善恶故事。我认为命运的偶然性与人的复杂性更具吸引力，希望通过展现事件的失控与困境中的一丝光亮，传递温暖感受。界面文娱：这似乎带有希腊悲剧的叙事特征。王一淳：我始终不喜欢完全光明的故事，那些通篇真善美的作品反而显得刺眼。人性本就充满矛盾，我喜欢在复杂的取舍中见证温暖与善良的选择。

界面文娱：在人物设计和拍摄过程中，是否经历了不断调整的过程？王一淳：最初的剧本中，保姆的戏份更为突出，她担当冲突的核心。随着创作深入，我意识到需要通过两个群体间的冲突解决来展现善意的力量，因此毛乎乎与任胜利的角色逐渐丰满。我在这两个"傻子"身上倾注了最多情感，试图诠释柔软与善意如何化解暴力与仇恨。

界面文娱：影片中存在明显的儿童视角，这对叙事有何特殊意义？王一淳：实际上我有路径依赖，首部作品《黑处有什么》尝试了儿童视角，第二部自然而然延续了这种叙事方式。儿童视角的优势在于能规避成人世界中尖锐的冲突，让故事在虚实之间游走。《黑处有什么》讲述的是连环强奸杀人案中产生的冤假错案，若不通过若隐若现的儿童视角呈现，这样的题材根本无从展开。儿童视角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空间，成人观众能凭借自身认知自然补全虚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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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处有什么》中，毛茸茸的父母与育儿嫂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比两个"傻子"更为复杂的现实图景。王一淳表示，这种关系实质上折射出社会阶层间的微妙博弈，某些角色的精明算计远超表象。

关于教育议题，电影通过达尔文小学的选拔机制，暗含对东亚社会教育焦虑的深刻探讨。王一淳指出，这种竞争本质是群体性的生存博弈，但最终能够突破阶层固化的始终是少数，而如何在竞争中保持良知则是更值得思考的命题。

在探讨中产家庭概念时，王一淳认为影片中的这个家庭虽表面光鲜，实则经不起深度解构。他特别指出，某些群体在特定阶段容易产生"自我优越感"，这种态度往往源于幸运而非实力，经历过社会浮沉后更能理解这种认知的荒谬。

针对保姆形象的刻板印象，王一淳反驳道，人性的复杂性远超简单的善恶二分。他强调，那些看似温顺的角色可能暗藏危机，而真正危险的往往是那些表面温和却心怀怨怼的个体。

在性别角色的讨论中，王一淳承认故事中呈现的性别特征确实存在，但他并非刻意强化这种二元对立。他观察到当下社会普遍存在性别偏见，许多评判往往先入为主地带着性别滤镜，而他在创作时只是客观呈现了角色的特质——两位男性角色都表现出一定的迟钝。

任胜利和毛乎乎 图源：豆瓣。所有的状况归根到底都是因为钱。

界面文娱：公开资料显示电影拍摄周期为45天，时间较为紧张。当时拍摄过程中是否遇到困难？

王一淳：虽然标注为45天，但实际有效拍摄时间因各种因素被大幅压缩。加之电影投资方中途撤资，导致整个拍摄过程面临诸多资金问题。我既要承担编剧导演职责，又需处理制片层面的事务，每天都在与自己进行激烈博弈。

界面文娱：现在回望是否会觉得某些部分过于仓促？

王一淳：我每次看电影都会想，如果资金更充足些，这些场景又会如何呈现？几乎每一场戏都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状况，但所有问题的核心始终是资金。

界面文娱：两部作品均为自费拍摄，这种模式确实较为罕见。

王一淳：真的非常难受，我以后绝不会再做这种事。因为左右手互搏的过程几乎让人精神崩溃，若非心理素质过硬，情绪容易失控，否则很可能在过程中出现心理问题。

界面文娱：一般导演会与资方就预算进行博弈，既要考虑花销是否足够，又要担心投入产出比。

王一淳：他们跟我开玩笑说，其他剧组的导演总是只管提要求，制片部门只管控制预算，导演和制片天天争执。而我则是天天在和自己争执。

界面文娱：支撑你完成电影拍摄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呢？

王一淳：后来三位主演姜武、闫妮、曾美慧孜在看过剧本后都表现出浓厚兴趣，愿意以远低于市场价的片酬参与项目。这种支持让我在最艰难的时刻都感到温暖。

界面文娱：你参与了《导演请指教》真人秀节目，其中短片《阿基米德的晚餐》是电影的衍生创作。当时电影处于什么阶段？

王一淳：当时电影的故事部分已经拍摄完成。参加这档节目时，我曾坦言前两部作品都是自费拍摄，渴望有机会用他人资金进行创作。每赢得一轮比赛，就拥有了用他人资金拍摄新作品的机会，无需再为预算焦虑，只需专注于艺术表达。这种可能性让我感到幸福，难道还有人不愿意参与吗？不花钱就能拍摄四个短片，就像进入梦念的甜品店免费品尝四种糖果，我珍惜每一次品尝的机会。

图源：豆瓣界面

文娱：参与综艺节目是否会对后续创作项目有所助益？王一淳：从目前来看帮助有限，因时间间隔过长，综艺节目带来的人物印象难以持续。当时的确吸引了一批忠实观众，甚至影响到我看房的中介都开始关注我的作品。但遗憾的是，在那两年市场项目稀缺，有合作邀约也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

文娱：您曾表示最初拍摄动机源于表达欲望，想证明作为母亲之外还能有所作为，第一部作品完成后目标已基本达成。那么第二部创作时的驱动力是否发生了变化？王一淳：当时的想法是既然第一部反响不错，第二部无论是资金还是团队配置都应更容易些。如果不继续拍摄，之前的付出岂不是白费？于是又创作了第二部，却发现其难度反而高于第一部。我始终迷恋那种生得无意，死得随机的创作体验。

文娱：影片中充满反转与错位的叙事设计，呈现出明显的荒诞性。这种戏剧性手法对故事传达有何意义？或是源于您对荒诞叙事的偏爱？王一淳：我本身就是科恩兄弟的忠实粉丝。他们的故事常突破传统价值观与逻辑框架，强调事物的随机性与命运的偶然性。我对这类叙事格外着迷，因此有意创作反类型作品。探讨命运的随机与偶然本身便是引人入胜的命题，生活自有其流动的方向。

文娱：这些情节设计使作品呈现出黑色幽默特质，但豆瓣评论指出影片反转略显刻意。对此您如何回应？王一淳：很难给出具体解释。例如有人会认为减少死亡人数也能成立，但增加死亡又如何？这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文娱：如任胜利领取赎金后，您设计了警察收回款项的情节，这种安排是否体现命运的荒诞性？王一淳：非专业犯罪的设定反而凸显了命运的荒诞性。我认为最具荒诞感的场景是，绑架初期保姆曾美慧孜表示不愿伤害毛乎乎，因其喜爱这个孩子；而姜武饰演的其男友则本就打算置人于死地，他挖掘的陷阱承载着对世界的仇恨。最终两个角色发生互换，杀害孩童的是石俊霞，保护孩童的是任胜利，这一转折充满深意。我常用"让聪明人争斗，让傻子相爱"概括这部影片。

文娱：影片结局导致多人死亡，这是从一开始设计的残酷黑暗结局吗？王一淳：我猜测观众质疑的并非死亡本身，而是死亡的随机性与无序性。但我依然沉醉于那种生得无意，死得随机的创作感觉。我没有将故事导向过分现实主义的表达路径。

文娱：您曾提到电影聚焦于日常琐碎矛盾积累至临界点后普通人滑向犯罪的轨迹。王一淳：可理解为探讨普通人与犯罪之间距离的命题。当遭遇伤害时，许多人脑海中都会闪过极端念头，甚至详细构思复仇方案。但想过犯罪的人多，真正实施的却少之又少。

文娱：这是否体现写作者对日常生活的超越？王一淳：正是如此。电影让内心的想法成为现实，释放出潜藏的欲望，观察其会引发何种混乱。

文娱：是否考虑拍摄类似《坠落的审判》那样戏剧冲突较弱的家庭题材作品？王一淳：当前市场趋于现实主义，新任创作者若想拍摄此类作品往往在剧本阶段便遭否决。我依然倾向于创作具有戏剧性、突破日常秩序的故事。

文娱：两部作品均围绕凶杀案展开，您个人是否仍钟情于此类具有强烈戏剧冲突的题材？王一淳：我确实对凶杀题材保持兴趣，目前构思的剧本讲述的是一位普通文艺青年蜕变为连环杀手的故事。我时常在梦境中扮演杀手角色，平日也偏爱《没药花园》这类犯罪题材作品。

《没药花园：十五个绝对真实的案件》作者何袜皮在接受界面文娱采访时表示，自己并不热衷传统侦探小说。他认为这类作品往往承载了过多作者的主观想象，而《没药花园》更注重以客观真实的细节还原事件经过。这种基于事实的叙述方式让读者更容易产生代入感，因为真实细节往往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而侦探小说则更倾向于迎合既定模式。他特别提到自己常在梦境中无意间涉及犯罪行为，或因冲动而杀人，甚至在事后遗忘时突然惊醒，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当被问及梦境中的犯罪是否与侦探片的缜密谋杀有所区别时，王一淳表示确实存在差距。他坦言自己更关注情感与道德层面的犯罪题材，认为这类故事更能体现人性的复杂性。在他看来，犯罪往往成为矛盾冲突的高潮，这种叙事逻辑更贴近现实。谈及行业现状，他观察到近年影视作品呈现明显的善恶对立倾向，这种创作趋势似乎与情绪消费密不可分。

面对电影行业是否需要变革的讨论，王一淳分享了他的观察视角。他表示自己最近沉迷于脱口秀综艺节目，发现这种形式比单纯观影更能鲜活地反映现实。在他看来，传统电影因制作成本高昂，往往需要协调诸多非创作因素，这无形中形成了封闭的行业生态。而对比金广发的自媒体创作，他惊讶于这种低成本模式的高效性——从制片到导演、编剧、演员，甚至司机和买水等细节均由一人完成，手机放在车座上就能开拍，却呈现出令人惊喜的当代感和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