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赞郁工贼事件，他错了吗？ -

近日，韩国导演朴赞郁因与美国编剧工会（WGA）的争议事件引发关注。该事件与HBO出品的迷你剧《同情者》密切相关，该剧改编自越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获得普利策奖的同名小说，由朴赞郁和唐·麦凯勒共同担任联合剧集主管（co-showrunner）并参与创作。据透露，争议的核心可能涉及剧本版权、创作分配或行业规范等问题，导致朴赞郁被WGA取消会员资格。这一决定不仅对朴赞郁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也凸显了跨国影视合作中版权管理的复杂性。

朴赞郁不仅负责《同情者》前三集的导演工作，还参与了全剧七集剧本的创作，这一情况引发了美国编剧协会（WGA）的争议。由于其在编剧罢工期间仍持续进行剧本编写，WGA最终认定其违反规定并作出开除决定。

朴赞郁事件背后，存在不为人知的复杂因素。据朴赞郁方事后透露，该剧所有剧本均在WGA罢工启动前完成，并且剧组早在罢工前便已进入拍摄阶段。2023年5月2日，WGA正式宣布发起罢工，持续148天直至9月27日结束。罢工期间，所有WGA成员被严格禁止为涉及罢工的公司（如《同情者》的出品方HBO）提供任何形式的编剧服务。然而，资料显示《同情者》剧组在罢工开始时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那么为何仍会出现编剧服务呢？从理论上分析，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

据朴赞郁团队透露，《同情者》在后期制作阶段，HBO曾提出修改部分场景设定的建议。为此，导演朴赞郁与编剧麦凯勒召开了一次「头脑风暴会议」，探讨如何在不拍摄新镜头、仅利用现有素材的前提下完成调整。从朴赞郁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以非编剧身份参与后期剪辑工作，不涉及剧本创作。然而该会议仍被WGA判定为违反规定。WGA对二人的调查直至2024年12月才正式启动，而罢工已提前一年多结束。显然，此次事件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内部肃清起到警示作用。

该案件随后移送至由WGA成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会裁定，朴赞郁与麦凯勒的违规行为属「非故意性质」，并指出其根源在于「后期制作阶段对角色定位的误读」。基于这一结论，委员会提议仅给予二人「书面警告」处分。若此决定得以执行，事件或将告一段落。然而，WGA理事会介入后推翻了上述建议，经投票表决决定对涉事双方实施最严厉的制裁——直接开除其工会会籍。面对这一决议，朴赞郁与麦凯勒均未提出上诉。朴赞郁坦言，当时正专注于新作《别无选择》在韩国的后期制作工作，难以投入大量时间应对上诉听证程序，因此选择接受处罚。

从公关策略来看，《别无选择》事件中当事人的沉默选择成为关键转折点。WGA工会借此机会主导舆论走向，将涉事两人贴上「工贼」标签，成功塑造了负面叙事。2025年8月9日，工会向全体成员发布的备忘录明确指出，因未启动上诉程序，理事会决定公开处罚决定。这一举动引发全球范围内的震惊反应，舆论场陷入持续发酵。直至三天后，朴赞郁通过韩国制片公司Moho Film发布的声明，才首次向公众揭露其辩护主张及审判委员会曾提出的从轻处理建议，形成舆论补位。

要解读工会的强硬裁决，需回溯2023年的WGA大罢工。这场持续数月的行业对抗本质是关乎生存的博弈，编剧群体面临流媒体平台压缩传统收益和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创作生态的双重困境。在造成数十亿美元经济损失的斗争中，工会的决策高度依赖于超过一万名成员的集体行动力，形成强大的组织势能。

2023年WGA大罢工期间，任何为制片方工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罢工统一战线的破坏，无论其动机为何。工会在公开声明中多次重申，纪律处分的目的是促使成员履行其对同行的应尽责任。因此，工会必须对一切‘工贼’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否则将难以维持未来的罢工行动力。朴赞郁对此表示委屈，强调自己并非有意破坏罢工的团结。

让我们重新审视事件的细节。关键争议焦点在于对「编剧服务」的界定方式。WGA罢工规则刻意采用高度包容的界定标准，该规则不仅涵盖剧本创作与修订，还延伸至项目相关会议、交流讨论、创意提案等环节。朴赞郁团队所参与的「头脑风暴会议」，即便不涉及直接剧本修改，亦被认定为违法了「项目相关对话」的限制条款。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一界定标准确实存在过度严格的问题，但其背后必有深层逻辑——作为抵御潜在剥削的战略性防线，这种规定源于工会与制片方长期博弈形成的制度性保护。

在历史上，影视制作方常常用策略性模糊来规避劳工法规，将实际的编剧劳动重新界定为「制片人注释」或「导演修改」，以此规避编剧工会（WGA）的罢工条款。为遏制这种规避行为，WGA制定的宽泛规则旨在填补潜在的规则漏洞，这种举措无疑限制了多才多艺从业者的职业自由度。此次事件中，朴赞郁与麦凯勒并非唯一被处以处罚的编剧。据WGA披露，共有七名编剧因违反罢工规定遭到处理，其中包括制片人罗马·罗斯与导演爱德华·约翰·德雷克。两人的案例均可作为朴赞郁事件的参照：罗斯辩称其罢工期间的参与属于制片范畴，但WGA调查认定其涉及故事架构与大纲修订等创作行为；德雷克则声称遵循导演工会（DGA）指导方针对剧本进行技术性调整，然则最终仍被WGA以投票方式除名。

罗马·罗斯与爱德华·约翰·德雷克的案例显示，WGA始终将「我只是在履行制片人或导演职责」的辩解视为无效。工会早前已划定清晰的红线：所有WGA成员在罢工期间均不得涉足任何与剧本创作及修改相关的讨论或工作，无论其是否拥有其他头衔。耐人尋味的是，尽管審判委員會认定其違規行為屬於「無意」且源於「誤解」，主張從輕處理，但理事會仍驳回該建議，采取更為嚴厲的處罰措施。就事論事而言，理事會並未越權，其權力層級高於審判委員會。然而，為何要採取如此嚴苛的措施？是否有必要？是否能稍微放寬尺度？我推测，審判委員會更關注個案的具體情節與當事人意圖，而更高層理事會則着眼於整體政治考量。

从政治博弈视角审视，WGA理事会成功推动罢工后，其领导层通过此举获得了显著的政治资本与成员的广泛支持。在此背景下，他们亟需采取果断措施以强化组织权威，并向全体成员及未来的制片方释放明确信号：工会的规则具有不可动摇的效力，任何僭越行为都将承受严峻后果。选择朴赞郁这一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导演作为惩戒对象，其深层意义超越了案件本身的争议性。这更像是一种面向行业的政治宣言，旨在消除未来劳资谈判中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与侥幸心理。然而，从朴赞郁与唐·麦凯勒个体立场出发，他们的处境同样令人同情。两人所实施的创作行为与主动重写或大幅修改剧本的「工贼」行为存在本质差异。朴赞郁曾公开解释，其主导的「头脑风暴会议」本质是探讨如何在已有镜头基础上调整叙事结构，这种工作性质更接近于剪辑范畴，而非编剧行为，因此符合WGA的规范。双方各执一词的争议，折射出好莱坞影视制作体系的根本性矛盾：在剧集主管负责制的运作模式下，不同职业角色的边界日益模糊，创作过程中的职责交叉使得区分「编剧」「导演出镜」与「剪辑调整」变得异常复杂。剧集主管或导演在后期制作阶段对叙事节奏与场景逻辑的最终把控，客观上涉及故事层面的塑造，这种交叉渗透现象成为界定职业责任的关键难题。审判委员会建议从轻处理的决定，也反映出行业内部分创作者能够体察到多重角色带来的困境，以及职业界限模糊化所带来的现实挑战。

关于《同情者》导演朴赞郁是否被冤枉的争议，需从WGA（美国编剧工会）的规则体系与行业惩戒机制进行剖析。根据报道，朴赞郁确实参与了未经授权的头脑风暴会议，这一行为客观上触及了WGA条文对「创意交流」的严格界定。尽管其动机被判定为因对规则的理解偏差导致的过失，而非蓄意破坏罢工的违规行为，但工会对技术性违规的零容忍态度已形成行业惯例。开除会籍作为最高级别惩罚，不仅剥夺了创作者参与主流影视项目的资格，更可能对其职业生涯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这种极端处理方式与「误解规则」的过失性质是否存在比例失衡，已成为检验行业规则合理性的关键议题。值得关注的是，WGA现行的惩戒程序缺乏明确的申诉机制，这或许加剧了争议的激烈程度。

这折射出好莱坞体系内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在当下好莱坞，多重身份现象已成常态，从业者往往面临传统劳工体系的制度性困境。好莱坞的工会框架以专业分工为根基，WGA（作家工会）、DGA（导演工会）与PGA（摄影师工会）等组织各自为政，形成独立的规则体系与管辖范围。当罢工事件发生时，这种分立的结构便会引发多重身份者的身份冲突。例如，一名同时具备WGA与DGA成员资格的导演，在WGA罢工期间仍需履行DGA所规定的导演职责，若其拒绝执行某些存在模糊地带的制作任务，可能面临制片方以违反合同义务为由的法律追责。

好莱坞对全球优秀人才的吸纳力度空前加大，以朴赞郁、奉俊昊为代表的国际导演正成为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然而，这些跨文化创作者在进入美国影视工业体系时，不得不直面一套高度本土化的工会制度。这套历经数十年发展、形成了错综复杂规则体系的制度，其中许多条款在文化层面更难以被外来者完全理解。包括制片公司必须雇佣工会成员、各工会之间交织重叠的管辖权划分等概念，这类规则并非全球通用的行业标准，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本土的制度传统。对于主要在海外进行创作的导演而言，对这些特殊规则产生认知偏差几乎不可避免。值得注意的是，工会系统早已异化为潜藏于体制深处的权力网络，其运作本质往往与政治密不可分。这印证了‘政治无处不在’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