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贾玲这样「变坏」的东亚女人 -

贾玲执导的电影《热辣滚烫》相关幕后纪录片《我只活一次》近日终于上线。此次上线被形容为“终于”，源于其原定于2月22日发布，意图借纪录片热度为电影票房造势。然而因当时舆论环境较为复杂，最终选择延后。目前该纪录片的口碑仍呈现两极分化，评论区中关于性别议题的争论与减肥话题的讨论持续发酵，部分长期存在的质疑声音也未平息。

这不禁让Sir感到好奇。这些争议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为何会集中出现在贾玲身上？对于她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更进一步地，如果贾玲要拍摄一部关于自身人生的真实纪录片，会选取哪些画面？Sir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几个场景。无需苛求完美概括贾玲的整个人生，但通过这些片段，或许能让更多人理解那些与贾玲相似、默默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东亚女性。

“就没有绯闻要问问吗？”

2014年金鹰节红毯后的采访现场，媒体镜头已就位。然而理应出席的嘉宾未现身，主办方只能将贾玲推向聚光灯下。当她站在台上，面对数十台静默的摄像机和话筒，一句充满反问意味的台词脱口而出：“都已经不火成这样了吗？就没有绯闻要问问吗？”

贾玲以“自嘲”方式试图化解场尴尬，却未获回应。为活跃气氛，她又“自爆”年龄与单身现状，甚至向摄像师询问“您有对象吗？”——此举引发后续采访中频繁出现“征婚”环节。然而效果不佳，最终贾玲干脆恳请记者提问，“问两个，问两个，不然姐实在撑不住了”。

对于贾玲来说，这正是她初入行业的状态。她始终将周围人的感受放在首位，努力营造欢乐氛围。在柳岩婚礼上，她曾作为最后一道屏障守护着对方；当鹿晗公布恋情后，她又在节目现场充当保护伞维护关晓彤。贾玲坦言，这种游刃有余的应对能力并非天赋使然，而是源于她与记者、观众之间独特的零距离互动。她本就具备亲和力，作为相声演员更添几分幽默感，随着体型变化带来的反差萌，反而让她在《百变大咖秀》中接到挑战模仿火风的邀约。尽管接到电话时她曾怀疑自己能否胜任，但最终仍选择接受挑战，为呈现最佳效果而付出努力。

贾玲的爸爸最初观看节目时，对女儿模仿阿宝的表演感到十分有趣，认为这不过是个轻松的娱乐玩笑。然而当节目进展到火风时，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皱着眉头说道：‘哎呀，这个不行啊’。当节目迎来零点乐队的周晓鸥时，贾玲的父亲终于忍俊不禁，随口说了一句：‘钱，少挣点没关系’。

在完成尹相杰的仿妆造型后，贾玲面对记者坦言：“早些年登上春晚时，我还觉得自己是个‘花瓶’，如今早已褪去光环，只要有一身衣服就能应付。”这番话仿佛暗示着某种最后的遮羞布。然而当她转向模仿刘欢时，这条布又悄然撕裂一角——“当时我担心自己无法还原，仅用两笔化妆、戴上假发，竟发现自己还挺像的，那一刻内心不禁泛起酸楚。”

在纪录片《只能活一次》中，贾玲提到：‘我总是担心别人发现我其实是个老好人。’

为何人们会畏惧他人知晓自己拥有善良的本性？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所谓“好人”往往被定义为无脾气、不拒绝、善体谅的代名词。这类特质看似能博得他人欢心，却以压抑自我敏感度为代价。贾玲初入演艺圈时曾试图坚持自我，她开创了独特的“酷口相声”风格，与白凯南的合作亦获得广泛认可。然而，这种表达方式在传统相声体系中遭遇瓶颈。因传统相声文化中，“喜剧”与“女性”被视作互斥的标签——对于女性形象，文化惯性赋予其温柔、忠贞、典雅等刻板期待。在男性搭档间流行的“伦理梗”式调侃，如“我跟您媳妇儿好了”，在女性演员身上便难以施展。这种性别角色的双重标准，本质上是对“女性”与“喜剧”定位的固化认知，也限制了女性在传统艺术领域的表现空间。

观众对这类女演员普遍缺乏认同感，笑点难以真正落地。贾玲初入行时曾发现，传统戏班里竟没有专为女性准备的更衣空间，只能在卫生间里完成换装。这种现实困境让女性从事相声艺术显得格外艰难。若想在行业中立足——"就像误入男浴间，却想在此扎根，该怎么办？"她无奈地自嘲，"只能把自己伪装成搓澡工，只为迎合男性观众的审美。"彼时的贾玲却敏锐地察觉到，性别标签正在束缚艺术表达。她坦言："并非主动放弃，而是相声这条路实在难以坚持。不愿活得如此疲惫。"谈及女性说相声的独特视角，她露出苦涩神情："其实早在出道时就意识到，女性的表达方式与男性存在本质差异，而这种差异很难被主流接纳。"在女性主义尚未盛行的年代，她只能转向更具包容性的舞台形式。当转型小品与综艺节目后，似乎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但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2015年，她参演的《木兰从军》小品中，身着戎装的她端坐舞台，口中还叼着烧鸡。身旁的老者劝诫："木兰，你总想着多吃多占，父亲不是早提醒过吗？吃亏是福。"

贾玲咽下了嘴中的烧鸡，却未曾预料到随之而来的风波。在节目播出后，当地媒体占据三个版面抨击其对花木兰形象的戏谑处理。她试图通过作品传达"英雄非生而为英雄"的思考，却遭遇了对英雄形象的过度解读——人们无法接受英雄会贪吃烧鸡、会在"可汗大点兵"时与父亲争执、会在全男军营中流露出花痴倾向。这场争议最终演变为对节目停播的要求，贾玲在事件发生第10天于微博发布致歉声明。

面对质疑，有人认为视频下架即代表贾玲犯错，但贾玲始终认为自身无误。她选择以"大局为重"的姿态配合处理，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后续作品《热辣滚烫》的创作中。电影里乐莹这个角色被赋予了大量"忍"的表现细节：在闺蜜与前男友的婚礼现场担任伴娘时，她通过后拽礼服、局促不安等肢体语言暗示对"小三"身份的隐忍。这种对不悦情绪的克制，恰似贾玲在风波中的应对方式。

男友昊坤在狭小的房间里环抱她旋转，双腿不断撞击衣柜的声响中，她悄然以脚背轻抚小腿。仍强忍不适。

表面上，乐莹的痛苦被贾玲以喜剧手法轻轻抹去，化作一串看似无害的玩笑。然而，当她从跳楼昏迷中苏醒，面对镜子说出的那句“好疼”与“怎么一点伤都没有”，却撕开了这层伪装。在Sir看来，这是《热辣滚烫》最令人窒息的场景，如同被压抑许久的呐喊终于冲破枷锁。这不仅是乐莹内心的挣扎，更是贾玲对多年积压的委屈与麻木所释放的情感。它真正的锋利之处，在于同时揭穿了社会虚伪的面具与自我欺骗的脆弱。乐莹首次直面旁观者的目光虚无，意识到孤独终将成为自己的宿命。当她再也无法用任何借口粉饰现实时，这种清醒反而成了最深的伤痛。

《百元之恋》之所以能深刻反映当代底层群体的生存现实，恰恰在于它剥离了主角的理想化形象。影片以一种近乎冷峻的姿态，解构了"善良""成功""变强变燃"等传统价值观，展现了一个个努力向上却依旧陷入困顿的个体命运。这种看似绝望的生存状态，却蕴含着独特的生命价值。在结局的拳赛场景中，无论是哪个版本的改编，都呈现出主角因渴望胜利而近乎疯狂的挣扎。但值得关注的是，乐莹这个角色最终在认清现实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拍，建立了与社会关系的恰当距离，虽然变得不再轻易亲近，却实现了自我尊严的重建。

这分明是向外界传达一种决心：我已不再轻易屈服。而原始版本却缺乏这种复仇的快感。甚至在比赛尚未分出胜负时，一子的俱乐部老师傅便主动淡化了拳击比赛的胜负意义。当意识到自身所剩无几时，参加拳击比赛并非出于自我满足的私欲。

简而言之，《百万之恋》描绘了"一无所有"的平庸生活同样蕴含尊严，而《热辣滚烫》依旧延续着传统励志片对强者叙事的依赖。在纪录片中，贾玲的健身教练曾坦言只有两类人必定能成功减重：一类是始终积极向上、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乐观者；另一类则因遭遇重大打击而必须改变，否则将面临极端后果。贾玲所演绎的正是后者。

贾玲曾坦言，她们饰演的是另一种类型的角色。你是否注意到，无论是电影中还是现实里，贾玲都深陷一种近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焦虑？她对于个体价值的思考始终难以摆脱外界审视与现实的桎梏。还记得《李焕英》的开场吗？贾晓玲通过伪造本科文凭的方式，为母亲创造虚假身份，以此欺骗家人、实现自我的突围。

谎言在公开场合被揭穿，母亲遭遇意外。贾晓玲带着愧疚之心重返过去，试图弥补过失。在不久前播出的《鲁豫有约一日行》第12季中，鲁豫向贾玲提问："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减重100斤，这很了不起，若再来一次，你还会不会选择这么做？"贾玲毫不犹豫地回应："凭什么？"她以一种抗拒的姿态，表达了对再次经历极端减肥的犹豫。

鲁豫表示，为了电影事业。贾玲则略显迟疑，回应道：那我得想想，还不能确定。片刻后，她又附和地说：会，会吧。这种犹豫究竟源于何处？直言不讳地说，她在前两部作品中几乎将个人的前半生作为代价，以最为直接甚至激烈的方式，试图博取观众的共鸣与理解。

然而令人费解的矛盾也逐渐显现。贾玲不断突破自我、倾尽全力表达的真诚，反而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对立声音。这则豆瓣短评颇具代表性："一个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富有的人，即使减去富态的体重，也无法抹去那股与生俱来的疲惫气质。她偏偏还想用这份脆弱去打动观众，再来收割一波关注？"

Sir能理解这类评论所蕴含的心理机制。昔日的贾玲在公众视野中，首先是凭借小品表演而为人熟知的喜剧人，其次则是以圆润体型获得关注的女演员。她通过持续的自我调侃与夸张表演，在让观众开怀大笑的同时，塑造出一种天真无邪的亲和力。这种看似与健康背道而驰的体型与形象，反而成为观众情感投射的载体，使她获得超越常规的认同与喜爱。

在地位关系中，她与观众始终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如今，《你好，李焕英》54亿，《热辣滚烫》34亿的票房神话，让贾玲成了最大赢家。面对与普通人天壤之别的财富差距，很多人已不再以怜爱之心看待她。贾玲自己比谁都清楚，连续两部现象级作品的成功，早已让她无力谈论失去母亲的伤痛。在东亚特有的耻感文化中，我们对人性的过度理想化，往往催生出双重枷锁——既压抑又焦虑。当东亚男人毕生困于“我不够强”的执念时，东亚女性的焦虑却必须裹挟着“别太强”的禁忌。因此，当贾玲谈及母亲离世的痛苦时，总有人用金钱作筹码劝慰：“你已经赚了这么多钱，足够优秀了。”这句本该是善意的抚慰，却暗含着“贾玲，你何不食肉糜”的嘲讽意味。他们仿佛在说：“你该感恩，你母亲看到你成功一定为你骄傲。”可这样的物质化安慰，真的能填补她内心的空缺吗？

2020年，贾玲通过50亿票房的成就暂时缓解了内心的痛苦，而2024年，34亿票房的光环下，她为减肥付出的100斤努力却沦为资本运作的注脚。人们戏谑地说道，曾经的贾玲是被观众目光注视的喜剧人，如今却要承受所有看过或未看过她作品的人审视。她渴望挣脱"小丑"与"谐星"的人设枷锁，展现真实的自我。这种对艺术理想的追求，反而被误解为商业算计。当外界不断强调"贾玲变了"时，或许恰恰忽略了她褪去笑料外壳后，展现出的更深层的艺术家姿态——不再迎合取悦，而是以更严肃的姿态面对人生与创作。

如今，面对群体交谈中突如其来的尴尬局面，她已不再试图主动活跃气氛。

贾玲经历了显著的转变。减重后的她不仅形体发生改变，音色也随之转变，更展现出全新的精神面貌。在访谈节目《有约一日行》中，鲁豫提及，她在这次特别经历中发现了贾玲被大众忽视的另一面：沉静、内敛与深邃的气质，以及作为创作者和决策者的专业素养。这些特质才构成了她的完整形象。她只是坦然展现真实的自我。

问题的关键在于“变化”是否意味着消极？旁人无法也不应强求贾玲给出答案。与其纠结于她是否变好或变坏，不如剥离外界喧嚣的评判，重新审视贾玲的成长轨迹：那个被贴上“善良”标签的她，实则承载着难以言说的不甘与委屈；而如今展现出“不再善良”姿态的她，则暗含着突破桎梏的野心与阵痛。更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她如何在传统对东亚女性的期待——温柔、内敛、典雅——中艰难前行，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坦率而言，若暂且搁置票房成绩，作为演员与导演的贾玲，其艺术造诣尚未达到顶尖水准。但作为一位女性创作者，她仍在不断探索与突破的道路上。这种持续的自我革新，或许才是“贾玲”二字最具价值的意义，亦是给予当代女性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