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朋引伴》导演杨正骐：我们所处的现实，是过往历史的折叠 -

在刚于西宁落下帷幕的第十九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出生于2002年的青年导演杨正骐凭借其首部长片作品《呼朋引伴》，荣获主竞赛单元"一种立场"奖项。

这是一部以萧山为故事发生地的儿童公路电影，时间设定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前夕的盛夏。特殊的历史时空背景下，疫情的余波与城市现代化进程交织，为故事注入了独特的时代印记。当酷暑席卷整个城市，初一男生余佳佳与周诚诚因手机被没收而陷入暑假作业的困境，两人不得不踏上寻找同伴的旅程。看似简单的作业焦虑背后，是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对现实的懵懂认知。随着镜头的推进，萧山城中那些散落的民间传说与历史遗存逐渐清晰：青年导演通过189分钟的叙事时长，以影像、声音与文本的多维互动，构建出一幅现实与虚幻交融的都市图景。在时光的褶皱里，江南水乡的温润气质与现代城市的锋利棱角形成奇妙的共振，最终呈现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夏日幻境。

《呼朋引伴》海报评委会推荐语指出，孩童的足迹如同彩色蜡笔，描绘出萧山不断演变的文化图景。这些天真的提问不断打破宏大叙事与个体体验之间的界限，让城市空间中沉睡的历史逐渐显现。影片以微观视角切入，却展现出对宏观现实的深刻洞察——儿童的观察方式并非单纯的稚气，而是通过纯真视角揭示出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图景。在《影视产业观察》专访中，导演杨正骐谈及创作理念："电影作为公共媒介，既能引发社会讨论，也映射时代潮流中群体关注的议题。但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和现实环境的变化，创作逐渐转向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探索。尽管这是一个趋势，我仍希望保持影像与现实的联结，通过具体历史脉络和社会议题，构建画框内外的交互关系。"

《呼朋引伴》作为一部扎根现实、充满生活气息的创作，以"写不完暑假作业"这一看似微小的日常困境为切入点，揭示了孩童视角下独特的生存焦虑。影片中余佳佳与周诚诚背起书包踏上探索城市边界的过程，实则是通过少年特有的方式解构都市空间。导演杨正骐笑言："按公路电影的范畴衡量，这个作品显然缺乏长途跋涉的特征。萧山的地理范围有限，孩子们即便骑车搭公交，最终行进距离也不过五公里左右，甚至难以达到一万步的量级。"但正是这种局限性，使得电影中的每一步都精准对应现实坐标，整条路线均可在真实城市中复现。

《呼朋引伴》的剧照呈现了文化在地性与当代性的双重维度，这正是杨正骐创作的出发点。他通过影像具象的时空重现，与城市建筑形成异曲同工之妙，最终凝聚于某一特定地理空间。以孩童的视角丈量土地，用连绵的脚步标记出不同的观察节点，不仅引导观众沉浸式探索这座城市，更将人带回到2022年的盛夏时节。这种叙事方式如同漫游，让观众在偶然间邂逅市井中的独特人物与奇闻轶事，激活尘封的地方记忆，同时捕捉到被忽视的城市肌理。影片引发的首轮观影反馈中，不同观众的关注焦点产生微妙差异，这种多元解读的呈现效果，正是杨正骐所期待的。

在《呼朋引伴》的拍摄花絮中，画面左侧第三位是导演杨正骐。这位1980年出生于浙江省萧山的创作者，于2024年从浙江传媒学院新闻学系毕业。在校期间，他坚持影像在地化的创作方向，深入探索导演艺术，并在电影剧组中积累了包括拍摄、剪辑、录音、灯光等几乎所有岗位的实践经验。谈及拍摄过程，杨正骐表示："在筹备阶段我会反复在脑海中推演，确保自己能胜任各类工作。实际拍摄时，我像制片人一样统筹全局，甚至负责团队的日常安排。"他特别提到："比如确保我们组每餐都有25元的餐标。"虽然因资金限制，部分原本设想的创作理念未能完全实现，但他通过后期手动逐帧修复的方式，努力接近理想效果。与多数强调个人风格的创作者不同，《呼朋引伴》刻意弱化了导演的个人印记。杨正骐坦言："即便创作者无法完全隐身，也难以避免主观性，但如何介入现实才是关键。"他将这种思考延续至电影创作中，正如他在获得"一种立场"时的总结："回到现实，重建附近，穿透历史，对抗遗忘。"这种对"介入"的克制与审慎，构成了他独特的创作底色：电影在他看来不是个人表达的放大器，而是现实的承载者。"我想让电影成为现实的复原，而电影观本身就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影片摒弃了戏剧化的冲突和宣言式的表达，以一种弥散而沉浸的叙事方式，带领观众感受逐渐消逝的城市记忆与时代风貌。

Q：故事有疫情的大背景，你本人也是在疫情期间高考，但你并未在影片中刻意强调这一点。A：是的，我在创作时希望平衡情绪、元素与话题，更倾向于将疫情作为时代背景的自然组成部分呈现。作为2002年出生的创作者，2020年高考的经历对我影响深远，那些愤怒与荒诞的情绪都深植于个人记忆中。然而，《呼朋引伴》的故事核心聚焦于2022年夏天的日常，疫情仅作为一个隐性的时间坐标，最终通过孩子们擦拭黑板的细节，传递出向前翻页却不愿遗忘的隐喻。

Q：你对在地文化的关注带有学术性，但影片中主角、配角以及整体风格都呈现出大众化特征。这种反差是如何形成的？A：艺术电影往往容易形成特定受众的观看门槛，但当我选择讲述一个发生在具体地域的故事时，更希望让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产生共鸣。因此，采用了儿童公路喜剧的叙事结构。在创作过程中，我会与儿童演员及素人演员反复讨论剧本和场景调度，观察他们是否能理解我的设计意图。这种让观众如同在城市公园中自由行走的体验，带着各自见解漫步的氛围，正是我追求的创作目标。

Q：你为何对在地文化产生兴趣？这一兴趣的发展过程是否有阶段性变化？A：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追溯至童年。我从小在萧山生活，从未离开过，对这里的街巷、建筑和生活状态早已习以为常。年幼时总喜欢坐在教室里凝视街道上的晚霞发呆，却未曾意识到故乡与其他地方的差异。直到十几岁前往杭州求学，大学期间又经历疫情带来的城市巨变，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安感促使我重新审视与故乡的关系。一次骑车往返萧山与杭州的旅程，让我发现曾经熟悉的老城区已发生微妙改变。正是在这段经历中，我开始阅读项飙的著作，逐渐形成对“附近”概念的思考——如何与本土建立联系，又如何通过本土确认自我存在的坐标。从此，故乡成为我最直接的研究对象。

Q：你在采访中提到影片某些细节刻意引导观众起身活动，这种设计颇具巧思。作为导演，你是如何统筹长达189分钟的观影过程中观众的注意力分配与沉浸体验的？特别是那段刻意保留的儿童视角慢节奏段落？A：在创作初期，我就未设定让观众全程专注三小时的目标，而是构建了多重节奏的叙事策略。影片在沉浸式推进与抽离式发散之间不断转换，既关注故事本身，也强调空间体验。对于愿意持续观看的观众，我在场景调度中留出“喘息时刻”——当观众感到疲惫时，可以起身如厕或短暂休息，重新进入影片时无需重新建立观看门槛。这种设计借鉴了城市漫步的体验：真正的趣味诞生于走神时的联想与回归时的顿悟，如同欣赏山水画般实现心与景的交融。不过，这种节奏实验仍需后续的完善与打磨。

Q：首次参加FIRST电影节，对西宁这座城市和活动的初印象如何？A：抵达后便遭遇了高原反应，连续奔波时连短步行都会气喘吁吁（笑）。原本计划若未入围便投稿训练营，为此我特意用在地性调研方式了解西宁——查阅地方志、模拟虚拟行车记录仪探索城市肌理。结果发现，这座城市与想象中的高原形象大相径庭，甚至雨季时的湿润感与江南地区颇为相似。在西宁的影展期间，我们穿梭于各个放映场地，从地下通道的流动空间到影城之间的频繁转换，都能感受到居民生活的气息。影城一场放映完主竞赛影片后，下一场可能已是动画短片——这种电影与城市共存的状态，模糊了艺术空间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边界。与另一位导演在地下通道“摆摊”进行映后交流时，与观众围坐小板凳的对话场景，更让我体会到了电影节的特殊魅力。